中国教育

    贫困山区的教师们生活得怎样？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何所思，有何所盼？

　　岁末年根，记者来到风景秀丽的海南岛上最贫困的黎乡苗寨，走访那些几乎从未走出过大山的教师们——

　　白沙，是海南岛中部偏西一个贫困的山区县，黎族聚居地。史书上说它“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历史形成的贫困，就很自然了。县城所在地是群山中的一块盆地。11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白沙黎族自治县年轻的教育局长符善，驾着他那辆满是泥巴的吉普车，带我们进山去看望教师们。

　　云雾山中

　　晨雾弥漫的南妹山里，虽是初冬天气，山谷中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仍是满目葱茏，千姿百态。南渡江如一条青罗带，盘山而过，车愈往山上盘旋，愈接近这条供海口人饮用水的源头，河水也愈加清冽可爱。呼吸着清新空气，饱览着天然美景，我们有点纳闷：这么好的气候条件和植被，为什么白沙人却那么贫困？符善说，为了这条江下游人民的饮用水质量，这里的山林禁止开发，所以我们守着大好的资源，不能利用。符善还说，“入世”以后，县财政可能会更加困难。因为白沙县的财政1/3是靠农垦税收，而农垦的主要产品是橡胶。估计“入世”以后，因为进口橡胶质量好，价格低，会把橡胶的交易价格从现在的每吨6000元左右压到二三千元。而在短时间内，我们的橡胶加工技术、设备等等，还无法赶上去。

　　吉普车在颠簸驶过一段被洪水冲垮了桥梁的卵石河道之后，来到白沙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南开乡。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乡最偏远的一所小学——有白沙“小西藏”之称的高峰小学。但离开乡所在地没多远，车子就在山道上熄了火。在这里手机没有信号，全乡也没有一部电话，我们只能下了车站在路边，等路过的摩托车给县城捎信儿，请人来修车。本想借两辆摩托上山，可山上下来的人说，前两天的大雨把路冲坏了，上面泥泞崎岖的小道，就连摩托也很难走。“你们这车就是修好了，也上不去。”看来，今天是去不成“小西藏”了。

　　符局长说，每年6月到10月是这里的台风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台风，把许多路、桥和小学校舍都冲垮了。要到高峰小学，只有等1月左右，土冻硬了才好走。

　　“那上面的教师，不是几个月都很难下山了？”我问。“我们这里很多老师，从师范毕业一分到这儿，就几乎没有下过山。高峰小学刚退休的一位老校长，几十年都没有去过县城。”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多少体会了一点山区教师的苦楚。

　　我们把车子留在那儿请人看守，步行返回南开乡乡所在地。但我们的心里，还惦记着长年坚守在“小西藏”的8名高峰小学教师。抬头望望，他们该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吧。陪同的乡教育办主任告诉我们，山上还有一处叫什付的教学点，有3名教师，3个班40多名学生。8月间洪水把教室冲垮了，县里准备拨钱修建。但9月开学在即，钱一时还不能到位。黎族同胞热心孩子教育，提出自己动手先盖两间草房，“学校只要派老师来就行。”村民献工献料，很快盖起了两间茅草房，黎家娃娃按时坐进了课堂。“今天要是你们能上山，就会看到那两间草房。”真想看看那两间茅草屋——黎家重视教育的见证，可惜天不作美。

　　南开乡中学共有9名教师，来自广东、广西和本省的东方、乐东、文昌等地，也有白沙本地的。校长陈积跃从琼州大学数学专业毕业，来这里当校长8年了。问他：

　　工作中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他说：

　　“是资金。普九以后上级有规定，独生子女户、纯女孩结扎户的学费都要全免，一家有3个子女读书的，要免一个，这样学校经费又减了一大块。”

　　“还有教师编制问题，”一旁的符局长接过话茬，“按照新规定，农村小学的生师比是1∶23，这在我们县直属学校还好点，在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就很难办。”

　　“就拿细水乡说吧，去年全乡才出生21人，不够一个班。而全乡有5所小学，属4个村委会。黎族百姓都分散居住在大山里，每个村子隔得很远，如果再撤点并校，很多小孩子就要跑太远的路上学，大人也不放心。”

　　他抬头指了指云雾缭绕的鹦歌岭山脉，“从那里最偏远的黎村到乡中心校读书，学生要翻几座山，过55道河。”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他又补充道：“是同一条河，弯弯曲曲流过山道，因此要过55次。”

　　下课的钟声响了，我们和几位老师坐在院子里聊天。问他们有些什么要求？一位老师说，想有一次出去培训的机会。1992年从琼州大学生化专业毕业的教导主任符仁枫说，毕业后就没有参加过培训。一旁的符局长插话：“上次我给他们两个去海口培训的名额，学校拿不出路费，去不成，我只好给县城里的中学了。”乡中校长陈积跃说：“现在培训都要交费，培训费、听课费、资料费……连到大专院校听一下课都要交钱。即使有的地方不收听课费，我们坐大巴车去海口要50多元，来回100元，再加住宿、吃饭，一个人就要几百元。而学校从1998年起，光是学生欠费就达6万多元了。”

　　再问老师们成家没有，31岁的符仁枫憨厚的脸庞微微泛红，不好意思回答。别人代他说：“在这山里面，对象不好找，同行里女少男多(乡中这9名都是男教师)，如果不想找农民，就难了。”符局长笑了：“他们这是在给我提意见呢！分配教师时，没有做到男女搭配。”

　　再一问，不光是符仁枫，在座的教师们，好几位都打着光棍呢！一位年轻教师又解释：“这里的条件，自己日子都不好过，也没怎么考虑成家的事。”

　　信息闭塞，老师们也感受颇深。“下个两三天雨，路坏了，就有两个月出不了门。”中国教育报要一周多以后才能看到，海南日报也要4天以后才能到。

　　甘苦民师

　　王光辉是南开乡中学仅存的一位民办教师。他以每月160元的民办教师工资(大约是公办教师工资的1/3)，养活全家4口人。教课之余，自己种点山兰稻、木薯，养点猪、鸡，放假时兼做泥水杂工，不仅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坚持上完了大专，今年已从琼海师范大专班拿到了毕业证。

　　办公室墙上的《教职工分片包村学生人数表》列明，王光辉包的是全乡最偏远的高峰村委会，学生共17人。一年他要做两次家访，既是向家长汇报孩子的读书成绩，也是一次劝学。每次家访要走两三天，因为从乡里到高峰步行就需10个小时。“路上要借宿在农民家。黎族百姓对老师都很尊敬，不管到哪家，都是热情招待。”王光辉说。他又回忆：“我1991年来到南开，是南开恢复中学后第一批教师。虽然这些年工资只有几十元、一百多元，但我履行教师职责时，并不去想我拿的是多少钱。我总是自己有多少能力，就给学生多少。”

　　艰难的生活也打造出王光辉的一身本领。中午我们在这所学校吃饭，就是光辉当厨，只见厨房里里外外，闪动着他洗菜、杀鸡、烧菜、煮饭的忙碌身影。

　　南开乡教育办的老主任一脸愁容地对我们说，“从这个月起，全县教师的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公办教师都拿到了，就是光辉他们没有，我今天正准备下县城，问问这件事。”

　　2000年底中国全部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原有民办教师合格的转正，不合格的辞退，“民办教师已成为历史”，这是通过各大媒体向世人宣布的结论。但是，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这次从北京来海南，记者带来了海南琼山市各乡镇341名民办教师给报社的申诉信。信中说，他们全都属于符合本次转正条件(1992年底前任教至今、取得合格学历和教师资格证书)的民办教师，有的已任教20年，并且都在1999年“激动而又郑重地”填写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审批表》。但2年多过去，无一人接到转正通知。他们多次申诉、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因为琼山市的报批材料上报省教育厅晚了几个月，因此没有赶上这回的“一次性审批”。这些教师担心，属于“末班车”的民师转正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错过了，按照“2000年以后不存在民办教师”的说法，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也许，琼山341名民师转正中遇到的问题，只是某个工作环节的失误，今后还有补救的机会。在白沙县，也有30多名符合条件的民师未能转正，而海南全省属于这种情况的民办教师，据说还有大约2000名。相信他们的问题，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近日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获悉，琼山341名民办教师的材料确是因为市里报晚了，超过了规定期限。但教育厅还是经过审核，又将这些民师以及其他市县补报的材料一并报到省政府人事劳动保障厅待批。此时遇到机构改革，中小学开始核编和竞争上岗，省政府决定，这些符合条件而未能转正的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以同等条件参加竞聘。)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民办教师真的能成为历史吗？

　　南开乡教育办的老主任说，他已经辞退了1993、1994年任教的9名代课教师。这次转正上报12人，有3人因学历不合格被刷下来。但能把他们都辞退了吗？全乡村庄分散，人口稀少，走十多公里一个村子，要过几条河，不可能把教学点都合并掉。那些偏僻的教学点，公办教师不去(也没有那么多教师指标)，不用那些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谁去？“现在高峰还有3个代课教师，把他们辞退了，谁来教这些孩子？”

　　像这样不得不用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在海南全省乃至全国，都不是个小数字。这就是“穷国办大教育”的难处吧？

　　吃过中午饭，吉普车也修好了，我们又驱车来到离县城不远的一处苗族村落——什空苗村。村里的“福和希望小学”新盖了教学楼，但这村学生并不多。小学校8名教师，7名都是师范毕业，只有1名老教师是由民师转正的。8名教师中4名黎族、3名苗族、1名汉族，也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师资队伍。学校没有食堂和教师宿舍，教师吃、住都回自己家，有的要回县城的家里吃午饭，下午再赶回来上课。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黎村苗寨，学生欠费都比较严重。这个村学生欠费达80%。今年领新课本时，是把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三位校领导的工资垫上，顶了书费的。我们还听说，前年金波乡的金波小学校长，是把自家的牛卖了，给学生垫上课本费的。听到这儿，我们不禁对这些普普通通的山区教师肃然起敬。

　　那位由民师转正的老教师叫马琼安，苗族，今年53岁。他是1973年退伍后当上民办教师的。直到现在，他仍然保留着穿军装的习惯，这我们一眼就看得出，当然，是那种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制服。

　　他说：“27年的教师当得确实很辛苦。但我们当兵的有一句话，叫做‘扎根农村干革命’嘛！”

　　马琼安刚当上民师时，每月工资是5元钱，6年以后涨到10元，然后到30元。1993年他转了正。这些年来一家6口全靠他这点微薄的工资，为此，孩子们都没能把书读下去。老大初中毕业出去打工，老二去年初中毕业考上了通什师范美术班，一学期的学费要几千元，马琼安拿不出，现在孩子到广东打工去了。

　　马琼安说，其实家里有十多亩山，如果允许搞副业，种点橡胶，早就不至于那么穷了。但对教师有规定，不许搞第二职业。

　　随着马琼安的民师转正，他的工资涨上去了，但第二次土地承包，就把他的土地收回去了，原因是他已经“吃公家饭”了。

　　马琼安现在的工资是580元，准确地说，从本月工资调整后，就涨到了710元。1998年他到白沙师范进修，现在学历也合格了，总算没有白费这些年边教书、边读书、复习、考试的辛苦。他教的学生里还出了2名大学生，对于这些，他很满足。

　　志在黎乡

　　在白沙2117平方公里黎村苗寨，有许许多多毕生献身山区教育、默默无闻而又矢志不渝的教师。金波乡玉花教学点的符永杰，就是一位。

　　吉普车从平坦的柏油路“省道”，驶入黄土铺的“县道”，再转入橡胶林树棵之间根本看不见道路的“村道”，我们来到距离县城60多公里的玉花村教学点。

　　玉花教学点的老师是三女一男——除了符永杰，都是女的。他们可以说是三代人：与共和国同龄的符永杰，是教学点负责人符美兰的老师；38岁的符美兰，又是21岁的潘晓燕的老师。年轻活泼的小潘老师是从这个村读小学后走出大山，从通什师范毕业后又回来教书的。

　　1949年5月出生的符永杰，在这个只有3个班的教学点里，整整32年没有挪窝儿。1969年他刚当上民师时，每月3元工资，1972年涨到10元，1976年15元，1981年转正了，拿到300多元。从今年10月起，调到810元。

　　跟女教师们比起来，符永杰的话显得特别少。问他32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是什么，他说：“在山区教书很艰苦。但是看到那些小孩，来到学校从学说话开始(学普通话)，又学文化，慢慢长大，也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他是金波本地人，他清楚记得建校时这里是茅草房，1975年盖起了瓦房。他说，就是再辛苦，自己也会坚持下去的。

　　下一代的行动可以作为符永杰这一决心的诠释。他有3个儿子，老大是东方师范1997年毕业生，现在在细水乡中心小学当教师。老二1998年从师范毕业，在金波小学教书。

　　与符永杰这样的本地教师比起来，那些漂洋过海，从海南岛外来白沙扎根落户的老师们，更多了一份不容易。

　　白沙中学的老校长胡祥云，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胡祥云是1963年从当时的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的。6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好像不懂得考虑个人利益，胡祥云毕业那年正是学雷锋热潮，他为雷锋精神所感动，毕业前打听哪个地方最艰苦。听人说海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最苦，还有人吓唬他们，说被那儿的苍蝇咬了，人都会死。胡祥云他们不信，说要是真那样，早就没人住了。那时候白沙在地图上还找不到，只知道是在五指山区，胡祥云放弃了分到广东一些条件好的地方的机会，给区党委连打了5次申请报告，才被批准分配到白沙。跟他同船从广州横渡琼州海峡奔赴海口的，有华南师院200多名意气风发的毕业生！

　　40个小时的航程，船到了海口。再往白沙去，大学生剩下12个。一路乘车、换船，再换卡车，等到了白沙，他们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就是县城吗？四处只见茅草房，与乡村没什么差别。

　　他们12个人都被分配到白沙中学。中学也只有两间低矮破旧的瓦房，师生都住在茅草房里，下了课回住房得从杂草丛里穿行。刚到白沙第二天，好像是故意给他们来个下马威，一场台风把茅草屋顶一扫而光。他们没有气馁，和师生一起割茅草、砍竹子，重新把房子建起来。

　　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真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尽管条件艰苦，他们过得挺快活，下了课打打篮球，唱唱歌，很少去想个人的事。12名清一色的男生结婚都挺迟，当然，对象也不那么容易找，尤其是有文化的女子。到30几岁才陆续有人开始成家。胡祥云是1972年结的婚，那年他33岁。现在，胡家也是个教师大家庭了：胡祥云是教师，妻子是教师，儿子是教师，儿媳还是教师。

　　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记不清在黎乡苗寨崎岖山道上家访爬了多少坡，走了多少路；也记不清从亲手带出白沙历史上第一届高中毕业生起，教出了多少学生。这当中他很少回家。1973年初和1980年底，胡祥云的父母先后在家乡病逝，家里两次都发来电报，要他回去参加葬礼。闻听噩耗，胡祥云悲痛难抑，他多想马上回去，尽一份人子的孝心。但考虑到路途遥远，海天相隔，即使回去也赶不上见父母最后一面，来回则要花费半个多月的时间，而这里等着他上课的，还有那么多的学生……他给家里写了回信，抹去眼泪，又登上了讲台。

　　1998年，60岁的胡祥云从白沙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休了，当时他已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现在，他经选举担任白沙中学党委书记，照样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38年里，您没有犹豫、后悔过来白沙吗？”我问。

　　“是有很多人劝我调回去，”老校长回答，“我的家乡广东兴宁县条件比这里好，亲友们多次要我调回去，还有人帮我在番禺、东莞联系好单位，我都谢绝了。大学毕业分配时，我在会上表了决心，不把白沙的文化事业搞上去，誓不回家。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句诺言，讲了就要做到。”鬓发斑白的老校长像在当年毕业分配大会上一样，语气坚定：“黎山需要我，我的事业在黎山。”

　　在白沙，在海南，像胡祥云这样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奉献给当地教育事业的人，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贫困落后地区的面貌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变化。

　　据资料记载，解放前白沙全县只有5间私塾、11名教师和200多名学生。千百年来黎、苗族同胞都是靠结绳记数，刻木记事。而今天，白沙已有17所中学，119所小学，1780名教师和2.6万余名学生。

　　从白沙年轻的教育局长符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白沙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符善的母亲是白沙第一代黎族女教师，父亲是从外县来的汉族教师，在白沙扎了根。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太差，符善的姐姐符金花——当年的“白沙一朵花”，在23岁时死于难产。符善的一个哥哥也夭折了。今天，留美、留英学习归来的38岁的符善，已成长为一位兼通农业、教育，能熟练讲英语、普通话、海南话、广东话、黎话等好几种语言的年轻学者。

　　一路行程，他的吉普车里交替播放着《红太阳颂》和《德沃夏克》、《贝多芬》；他向我们讲述黎家人的过去，白沙的现在，以及非洲、美洲的见闻；讲中国和美国教育的得失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位因循守旧、观念落后的局长。

　　“我上任时表过态，要用5年时间，让白沙的教育上一个台阶。”符善局长的话，让我们对白沙的未来更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