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寓言中曾有九旬愚公,人力移山,扣石垦壤,寒暑易节,矢志不移,终感天动地,金石为开。
21世纪的今天,一位山乡教师二十余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乡村教育第一线,坚持做好分内活、身边事,不图名利,不计得失,被誉为山乡教育的“愚公”。他就是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后坪乡茨坝小学校长刘恩和。
看着破旧的校舍,他心里着急。为了修校舍,他不惜自己动手,出工出力,肩挑背扛,由此他赢得个“木匠教师”的称号
1977年秋,从思南师范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刘恩和,被当作骨干教师从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后坪乡完小,调到石界完小组建初中班。
刚来到这里,除教数、理、化、音、体、美等课程外,他还兼管起学校的后勤事务。由于学校刚建立,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后勤的主要任务就是维修初中班教室。维修教室的工价要800多元,可当时学校只有500元,师傅不愿干,刘恩和找师傅商量:“我知道500元干这个活是少了点,但学校眼下就只能拿出这么多,我还有力气,不如我帮你打下手,干些粗活来抵这300元的工价。”师傅感动了,勉强同意。接下来,他亲自砍木头、扛大棒、锯木料,与木匠一起整整用了一年半时间才装修完8间教室。教室修好后,学校没有厕所和活动场地,他又带着几个力气大一点的学生修厕所和篮球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有了“木匠教师”的称号。
1993年秋,44岁的刘恩和又从后坪乡完小调回茨坝小学任校长。当他冒着风雪赶回茨坝小学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怎样一所学校啊: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宿舍,没有厕所,没有操场,是个典型的“四无学校”;再看教室,破败不堪,窗户没有玻璃,四面透风,雪水浸湿的地面上支着长短不一的木板,几十个孩子在寒风中哆嗦着听课写字。此情此景,令这位40多岁的老教师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于是,他重操旧业再次当起“木匠”。他从家中搬来木料砖瓦,操起斧头锯子就开始对学校修修补补,一干三年。其实,修修补补不过是权宜之计,建一所崭新的学校才是他平生最大的愿望。
1996年冬,刘恩和盼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可以用世行贷款在茨坝乡建学校。当上级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但当时正值世行贷款项目紧锣密鼓进行的关键时刻,有关部门要求茨坝小学必须要在5天内筹集到5000元匹配资金。
初听这个条件,刘恩和的确犯了难。5000元啊!这对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小学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沉思片刻,他握了握拳头,自言自语道:“机会难得,干!”
他首先找到村支书田景钊,支书为难地说:“这是吹糠见米的好事,但村子里刚刚集资修电站,群众实在拿不出钱啊。”刘恩和心里一酸,扭头就走。
当晚,他站在学校门前的土坎上,远望大山沉思良久:“抓不住机遇,怎对得起与困难抗争的学生们呀!不行,绝不能就这样放弃!”就这样,他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后坪乡信用社,找到信用社主任冯应祥:“我要贷款5000元。”冯应祥问他:“贷款要有担保或抵押物品,你有没有?”
“这个……倒是没有。”刘恩和对此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头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
冯应祥看他着急,忙解释说:“不如你以个人名义贷款吧。不过个人贷款一次只能贷3000元。”
“那就贷3000元,再把我的1300元定期存款取出来。”刘恩和一脸轻松。也许1000多元对内地一些城里人来说仅能请顿饭而已,但对一个乡村教师来说,这已是他全部的积蓄啊!
“老刘,别做傻事啊。”冯应祥劝他,“8年的定期还差两个月就到期了,要损失1000多元呢。”冯应祥替他心疼。“为了学校,这样做,值!”刘恩和义无反顾、斩钉截铁地说。
1997年1月,在他的努力下,项目资金终于到位,可未等他喘口气,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没有一家施工队愿接这个活,都嫌工地偏僻、工价太低。
无奈之下,他去央求一位长期在当地做活的包工头董长兵:“只要你来修,运材料的问题我来承担。”
董长兵掐指细算后说:“要是你说到做不到,我做你这个活不仅赚不到钱,还要亏5000多元呢。”
刘恩和忙拍着胸脯说:“就算搭上我一年的工资,也要补上你的亏空。”
董长兵感动了:“只有抬不动的山,哪有请不动的人?你老刘胡子都白了,还不是为了娃儿们呀。这个活我就是亏,也做。”
茨坝不通公路,钢材、水泥等全靠人翻山越岭从8公里外的镇上背进山里,背一趟活来回要花两个半小时。4月9日,工程队将第一批材料拉到石界村,刘恩和套好解放鞋,带上背篓就出发了。他没计算过一栋教学楼要多少材料,他只知道他的学生们需要新学校。
此后,每天鸡叫头遍他就上路,背一趟活回到学校正好赶上给学生上课;下午放学后,再背一趟活才回家,周末一天背三四趟。就这样,4个月他走烂了5双解放鞋,建校用的60吨水泥、6吨钢材、12吨石灰,他一人就背了20多吨,4个月里他负重百多斤跋涉了2000公里以上山路。
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到刘老师如此辛苦,乡亲们终于坐不住了,纷纷加入到背运材料的行列,甚至连那些没有孩子在茨坝小学读书的人也跟着干起来。
有一天,一位村民看见刘老师把背篓举在胸前,觉得蹊跷,仔细一看,原来是石灰浆从编织袋中漏出,烧烂了刘老师背部的衣服,皮肤也被烧伤,疼痛得实在忍不住了,他才不得不将背篓举到胸前。
工程一天天进展,眼看就要浇铸水泥板了,师傅叫他提前准备好打板用的水。可那段时间,久旱无雨,村民们饮水都得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排队守候。为了保证工程用水,他硬是在山上坚持两个昼夜不睡觉。
两天后,正式开始打板时,他也不回去休息,仍然抢着和大家一起背砂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再一次将砂浆背起来时,突然眼前一黑,浑身软了下来。此时,正值夏日,骄阳似火,晒得他直想呕吐,一位老乡见他脸色不对,快步跑过来扶住他:“刘老师啊!你不能再干了,快回去休息吧。”
“没事,没事,我歇歇就好,歇歇就好。”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大伙都是丢下自家的农活来帮忙的,我咋能带头当逃兵呢。”他就这样咬着牙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收工时,他的双肩被勒出两道深深的血印,嵌进肩沟里的衬衣被染得血红,火辣辣地疼。晚上回到家里,他一屁股坐进椅子里,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妻子走过来抚摸着他的伤口,心疼得大哭了一场。
8月底,442平方米、拥有8个教室的两层教学楼屹立在茨坝村齐家山脚下,这是村里有史以来最好的房子。9月开学,孩子们坐进了崭新的教室,村民们也围在学校周围,一边咧嘴笑着,一边伸手抹眼泪。
他爱生如子,一心扑在教学上。对学生,他关怀备至,深情无限;对教学,他一丝不苟,满腔热情
刘恩和视学校为家,对学生更是关怀备至,充满无限深情。
茨坝小学六年级的陆海、田勇、王剑三个小孩家离学校太远,刘恩和就让他们住进教师宿舍隔壁的一间空房。三个小孩挤在一张大木床上,总是爱踢被子。这些自然逃不过心细的刘恩和的眼睛,每天晚上,他总要起床几次看望熟睡中的孩子,替他们掖掖被子。
有一次,学生汪国安淋巴发炎,刘恩和硬是背着他跑了十几里的山路为他看病,替他交药费、找医生。回来的山路上,汪国安满眼泪水地对他说:“刘老师,你真比我的爸爸还要亲哩!长这么大,我爸也没这样背过我。”
曾是刘恩和学生的冯应相如今在塘坝教辅站工作。小冯刚上学时家里十分困难,读了两年书后,家里再也无钱供他上学,父母不得不让他在家放牛。刘恩和硬是找到他家,说服其父母,把他弄回学校复读。三年中,刘恩和与他同锅吃饭;小冯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思南师范,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也是刘恩和从工资里挤出钱来资助他上完学。如今,小冯一提起刘老师就热泪盈眶。每年春节,小冯全家都与刘恩和家一起过,两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后坪乡中心完小的一位曾是刘恩和学生的年轻教师,动情地对我们说:“这26年来,刘老师在后坪、石界、茨坝三所小学,用他微薄的工资先后为400多个学生垫交学费万余元,80多名面临失学的孩子在他的资助下读小学升中学并考上了大中专院校,凡是他教过书的乡村没有人不敬重他。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可是准着哩!”
是啊,刘恩和以他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了学生的爱,也赢得了村民们的赞许。而我们在采访中则进一步发现,他当乡村教师多年,大量的精力是用在琢磨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尽可能让每个山里娃都成才起来上的。
1977年,在石界小学初中部担任骨干教师的刘恩和,一人担起了初中一年级数、理、化三门课的教学任务。由于从未教过初中课程,刚开始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有些他分析不透,他便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赶到塘坝中学向有关的教师请教,回去后再给学生讲解。打着电筒跋涉40多里,来回8个多小时,有时就为一道题。
刘恩和心里装着学生,脑子里整天想的是教学,惟独没有他自己。1988年5月,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他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手术后,医生劝他休息几天,他却直摇头:“不行啊,孩子们的课耽误不得呀!”星期一一大早,他就出现在教室里。几天后,他的伤口发炎化脓,疼痛难忍,仍咬牙坚持拄着棍子去上课。一次上课时,他疼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叫同学们自习。一位知情学生见他大汗直流,当场哭了起来,全班同学不约而同跑过来扶他,“刘老师,你去休息吧!我们听话,不会让您担心的。”他被学生们的懂事和真情打动了,不禁热泪盈眶。
有一段时间,刘恩和发现不少村民因贫穷不愿让孩子继续上学,急得直挠头。为了提高入学率,他主持制定了教师跟班、包班制,包班教师必须从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指导学生,绝不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入学奖、巩固奖和教学质量奖。
如今在茨坝小学任教的其他6位教师,都曾是刘恩和的学生,大家十分敬重他。“为了这些孩子,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他的动员很快变成了全体教师的行动。7位老师都用心教导学生、用爱感化学生、用情温暖学生,使得学校的入学巩固率、合格率从全县同类小学的最末位很快跃居前列。现在,不仅茨坝村的适龄儿童100%入学,连附近村寨甚至毗邻的务川县、重庆彭水县的孩子也来茨坝上学,学校的学生数也由以前的100多名激增到目前的230余名,成为齐家山下、板凳岩河两岸的“明星”学校。
谈了三年的女友远走他乡,撇下老父一人无人照料,他却不计前嫌,毅然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刘恩和凡事总是先替他人打算,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负他人。他一心想的是工作,干的是实事,从来不伸手索取。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学生,感染教师,感动社会。
1977年,28岁的刘恩和经人介绍,和本村一位姑娘谈上了恋爱。由于他把精力都投入到教书和修建学校的事情上去了,很少有时间能陪伴女友,好几次女友大老远过来叫他一道回去看望她父亲,但他都因学校工作忙走不开而没有去成。这样,谈了三年恋爱后,女友实在忍受不了他,和他告吹,并远走新疆定居。
女友临走前曾当着他的面毫不留情地数落他:“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太愚笨,太憨包,太不可救药了,这辈子哪个姑娘要是不长眼嫁了你,那才叫傻呢!”
当晚,刘恩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女友那尖刻的话又一遍遍在耳边回响。他扪心自问:“我错了吗?我是不是真的值得为了工作而这样拼命呢?”接下来的几天,他不思茶饭,形容憔悴。
就在刘恩和心情十分痛苦、思想深处充满矛盾时,领导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心。当时的区教办主任赵吉全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刘呀,今后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啊,集体、个人两者的位置应当摆恰当。”
失恋给他带来的痛苦只有短短的几天,大量繁杂的工作让他很快便忘了身边的烦恼,仍然像过去那样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教学中去。每天早晨,他依然像以往一样,趁天还没有大亮就起床把厕所打扫干净,然后去上课。
学校的老师们看到小刘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都很高兴,有的还积极帮他物色新对象。可是,正当大家都以为刘恩和如今变得聪明、不再死心眼时,他又开始犯“傻”了。
与刘恩和谈了三年恋爱的那位女友远走他乡后,留下一个60多岁的老父亲独自在家艰难度日。有一次,他听村子里的人说,老人身体不好,孤独无依,生活过得十分窘迫。他的心为之一震,不知不觉中,他来到老人的住处,刚进屋,就听见老人一连串的咳嗽声。原来,老人已病倒好几天了,一连几天未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望着骨瘦如柴的老人,刘恩和的泪水浸湿了眼眶。“多么可怜的老人啊!此时此刻,我不照顾他,还有谁能照料他呢。”他二话不说,立即挽起袖子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做饭,躺在床上的老人一边流眼泪,一边微笑着看着他。
从此以后,刘恩和便自觉担负起照顾老人的责任。20多年来,他一直把老人当亲生父亲一样看待,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安排好老人的生活所需。改革开放之初,群众生活普遍较低,刘恩和当时的粮油供应量为每月27斤粮食。就是这区区27斤口粮,他也要拿出9斤给老人送去;老人平日的柴、水全都让他包了下来;老人病了,他背着上医院,买药、吃药、打针,照顾得无微不至。过年了,他想接老人到家中过,老人横竖不去,他便从家中提来猪肉,做好年饭后提早和老人过年,之后才回去和家人团圆。
2000年9月2日,81岁高龄的老人离开了人世。老人在弥留之际,曾把刘恩和叫到床边,要立下字据,执意要把自己的一栋房子送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老人的女儿从新疆赶回来料理父亲的后事时,被他20多年如一日悉心照看自己父亲的行为所感动,主动拿出1000元钱对他说:“恩和,这是对你多年辛劳的一点补偿,你收下吧。”他却诚恳地加以谢绝。
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被这浓浓的人间真情所感动,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当地的老乡每每谈起这件事时,总要竖起大拇指。
刘恩和就是这样一个人,平日性格温和,不喜欢张扬,做的许多好事都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的,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茨坝、在石界、在后坪、在刘恩和默默奉献过的每一个地方,村民们对我们说,刘老师在不为人知的时候悄悄做下的好事实在太多太多,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在后坪小学任教的13年里,刘恩和总是每天大清早就义务扫厕所;当他调走后,厕所变样了,人们这才体会到这13年来,刘老师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多少劳动。黑滩子桥是学生上学的必经之道,他每个月都要在桥上加柱子、钉木板、换砖瓦,坚持维修保养桥梁10余年。1993年他调回茨坝,到1998年桥倒了,后来又是他呈交的一份政协委员提案换来一座新桥。
一心扑在教书上,不少人对他的行为不理解,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改变山村落后的面貌离不开教育
对学生、对学校、对教学、对他人,刘恩和倾注了满腔的爱和热情;但对家人、对家事,他却很少放在心上。多年来,妻子、母亲、女儿都曾对他有过怨言。面对家人,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愧疚。1982年,33岁的刘恩和终于成家了。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利用“五四”青年节半天假,在学校举行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婚礼,第二天便照常上课。不久,为了照顾母亲,他让妻子冉隆梅搬回家跟母亲一块住,而他一个人住在学校,只是周末回家与家人团聚。
第二年春天,妻子临产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山里接生条件差,到时你可得早点回来哟。”他点点头,可一转身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当他上完课急匆匆赶回家时,女儿已经生下来了。但由于医疗条件差,妻子又难产,以致小孩头一天生下来,胎盘第二天才脱落,妻子整整在木凳上蹲了20多个小时。
当满脸愧疚的他刚一踏进房门,妻子便伤心地大哭:“你这个冷血动物,不通人性的东西,你不在乎我,也该在乎你的骨肉。”看着躺在床上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妻子,刘恩和的心在滴血,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下次我一定回来。”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不想耽误学生的课,1988年5月,儿子降生时,他还是没能守在妻子身边。这一次,妻子再也不想原谅他了,妻子甚至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只是冷冷地对他说:“刘恩和,你一次两次地骗人,只晓得教书,家人的死活你不管,你尽到当父亲的责任了吗?你尽到当丈夫的责任了吗?现在,你要想让孩子跟你姓是不可能的!”
自知理屈的他,此时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就说:“不让孩子跟我姓,就让他们跟你姓嘛!国家宪法也是允许的。”
“娃娃跟妈姓,风俗不允许!平时开这种玩笑也会惹人生气的,看来,你是非要把我气死不可!”他注意到,妻子在说这话时,气已消了大半。于是,他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怎么办?既不让跟我姓,也不能跟你姓,干脆按他们出生的季节取名吧。女儿生于立春的日子,霞光满天,就叫‘立春霞’吧,儿子生于盛夏,就叫‘夏光辉’吧。”这时,再看妻子时,他发现妻子的脸上已有些许笑意,他这才感到如释重负。
小俩口的矛盾好不容易被化解,没想到他的母亲却又在一旁不依不饶,哭着骂道:“生女不回来,生儿不回来,恐怕哪天你老娘死了,你也不回来啊!”
善良的母亲在讲这句话时,大概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临终前真的没能见上儿子一面。1992年9月12日,重病卧床的母亲深知自己年岁已高,托人带信到学校让刘恩和无论如何也要带女儿回家见她。
9月14日,星期五,早晨8点,家里又派人来催他赶紧回去,说母亲病危,随时可能离开人世。闻听此言,刘恩和急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连忙拉上女儿就要往回赶,但临出门时他又犹豫起来,想到下午还有两节非常重要的课要上,他心存侥幸:“母亲饱经风霜,她老人家应该能够挺得过这半天吧。”
下午4点半上完课后,刘恩和带上女儿急匆匆往家赶,快到村口时,碰见两个熟人,他们奇怪地问:“刘老师,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母亲已过世了。”闻听此言,刘恩和脑子里“嗡”的一声,身子不由自主瘫作一团,昏倒在路上。当他跌跌撞撞赶到家中时,在场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他。老人的遗体就在眼前,他一下子扑了过去,大喊一声:“妈啊!不孝儿子晚来一步了!”说完,他长跪在母亲的遗体前,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他的耳边响起了母亲曾对他的教诲:“那些年,我们家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政府的救济,哪会有这个家。儿啊!你要好好教书,工作忙就尽量少回家。”
在刘恩和的眼里,母亲其实是那样的纯朴和善解人意,就连老人的死,也好像是有意要选在周末一样。在经历了深深的痛苦和自责后,他却没有按照当地农村的习俗给母亲选择安葬的吉日,而是趁星期天把母亲安葬上山。星期一早上上课前,他又出现在教室里,强忍悲痛给学生上课。
刘恩和一心扑在教书上,不少人对他的行为不理解,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改变山村落后的面貌离不开教育啊!
对妻子、母亲,他内疚过;对女儿,他似乎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女儿从小是由妻子一手带大的,这么多年,他从未给女儿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也未给女儿过过一次像样的生日。为此,小时候女儿不喜欢爸爸,但是,女儿一天天长大后,却渐渐理解了爸爸。看到妈妈操持家务的艰苦劳累,女儿更理解爸爸忠诚乡村教育的拳拳之心。17岁那年,她头一次向父亲吐露想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做一名和父亲一样的乡村教师。2000年7月,女儿中师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沿河县偏僻的洪渡小学任教。
当了一辈子教师,如今却家贫如洗,平日里他吃得最多的是玉米、红薯、南瓜,有人戏称他为“黄金干部”。对此,他一再表示无怨无悔
当了20多年的教师,刘恩和资助了那么多的学生,而他的家却是一贫如洗,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
多少年了,人们看见刘恩和总是用金黄色的玉米面掺土豆、红薯、南瓜打发日子,于是有人戏称他为“黄金干部”。一年四季,人们看到他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衣服,脚蹬一双解放鞋,他从未穿过一双皮鞋。女儿考上师范,他让弟弟出面从银行贷了几千元才将女儿送入学校。
刘恩和宁愿自己过苦日子,也要省下钱资助学生;他那样视教书如命,爱生如子;他为了教学甚至不惜牺牲亲情……有人对他的这些行为不理解。但是,当你更深地了解到他的过去、他幼年的经历时,你不仅能理解,而且会越发敬重他。
刘恩和出生于1949年。10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他们兄弟三人。那个年代粮食不够吃,兄弟三人不得不经常去山里采野果、挖野菜,以填饱肚子。一直到13岁,他才赤着脚跨进茨坝小学就读一年级。当他拿着卖刺梨得来的1元钱来交学费时,负责报名的田井银老师惊呆了——眼前的这位年纪最大、面如菜色的学生,上身穿着补了又补的汗褡,下身一件破旧的短裤,光着一双大脚板,浑身布满疮疤。田老师心中一阵发酸:“一个13岁的学生没裤子穿,怎么能行!”随后将自己的一条半新的裤子送给刘恩和,并对他说:“好好读书,将来多作点贡献就行!”这句话后来成为刘恩和一辈子的座右铭。
忍饥挨饿的童年,使刘恩和认识到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他曾想:“将来一定要认真读书,学好农业技术,多打粮食,让大家吃饱肚子。”1971年,刘恩和被幸运地推荐到铜仁农校读书。他感到实现自己心愿的机会来了。两年的读书生涯,他如饥似渴,拼命地汲取知识的营养。
两年毕业后,学校要把刘恩和分回到乡里当农技指导员。一想到将能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当地落后的农业生产,他就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当别的学生都还没有离校时,他就第一个打起背包回到乡里。
然而,一开始刘恩和就遇到了难题:当地群众大多没有文化,给他们讲授科学种田、讲授农业技术知识,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对他说:“祖祖辈辈种田,难道还要你一个毛头娃来教我们不成。”听到这样的话,他知道自己没办法和他们辩理,于是,他的心里产生了改行从教的想法,他想:“治穷必先治愚。”
1974年,刘恩和被推荐到思南师范读书,接到通知的一刹那,他是多么激动啊!去学校报到那天,他一身破旧的衣服,脚下一双草鞋。一位叫陈朝武的同学悄悄给他一条裤子,班主任谢绍碧送给他一件棉衣。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老师、同学帮助他的一幕幕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他终身难忘。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他就暗暗立下誓言: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一辈子教书育人。
刘恩和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他不图名、不图利,公而忘私,锲而不舍的高贵品质打动了当地许许多多人的心,人们尊称他为山乡教育的“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