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把教育的视线延长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几天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幼教百年纪念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发出了这样急切和郑重的呼唤。

　  100年前，同样的一个金秋季节，中国第一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幼儿公共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在武昌诞生。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的幼教从以往自发、封闭的家庭教育形态走向社会。

　  中国幼教社会化的第一步，可以说完全是以西方为摹本的。但是100年来，以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为代表的中国幼儿教育先驱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朝着“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展开了持久而艰苦的探索历程。

　  这种探索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在同时举行的“中国幼教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听到了有关幼儿教育的种种困惑和争论。

　  幼儿教育：在家庭进行好，还是在幼儿园进行好？

　  本次会议提供的一份介绍幼教事业成就的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我国的幼儿园数从1976年的44.26万所增加到141.18万所；入园幼儿人数从1976年的1395.5万上升到2036万。

　  但这份资料同时又提出，近年来幼儿入园率呈下降趋势，发展形势令人担忧。2001年幼儿入园人数比1995年减少了690万人，减少幅度为25％，减少幅度大于人口下降幅度。目前，全国0-3岁幼儿的毛入园率仅为33.62％，低于“九五”规划目标11个百分点。

　  有人认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适龄儿童的入园率低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值得奇怪。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些地方政府简单照搬企业改制的做法，将公办幼儿园推向市场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导王炳照教授发现，农村孩子上幼儿园的比例很小，城市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比例也不理想。“这是为什么呢？”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王教授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幼儿的早期教育通常都是以家庭为主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单位、企业、街道虽然办过很多的托儿所、幼儿园，但那时的幼儿园大都是一些低水平的，不过是一个“寄存”孩子的地方。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对孩子早期教育也重视了，但是人们所期望的优质幼儿园数量很少，而且费用昂贵，这样，一些父母自然就选择了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的方式。

　  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是有区别的。有关研究发现，把幼儿送到幼儿园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是幼儿完成社会化的最好方式。在一些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富裕的家庭，还是贫困的家庭，孩子照例是要送到幼儿园去的，当然他们对孩子在幼儿园活动的时间并没有严格限制，甚或每天不过一两个小时。和蔼可亲的老师还会不时让孩子接听父母的电话，让孩子觉得父母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从而安心和快乐地去和其他小朋友一块儿玩耍。

　  如何把握幼儿的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的联系和关系，年轻的父母需要三思。

　  寄宿制幼儿园：对孩子成长是有益还是有害？

　  “我坚决反对将孩子送到寄宿制幼儿园！”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朱家雄所长的话一出口，就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0-3岁儿童的教育有很强的科学性，我们应该重视幼儿与父母的交流，而寄宿制幼儿园却要将这种关系拆开，这很糟糕。”

　  朱所长的观点引起了一位女记者的强烈共鸣。“干我们这一行总是特别忙，生活也不规律，一说有采访任务，拔腿就得走。过去收入少，住房也小，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决定送孩子上全托。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我儿子上的是个混合班，日托和全托的孩子都有，每天傍晚放学的时候，看到别的孩子高高兴兴地跟着父母回家了，他会有怎样的焦虑，我无法想像；到了夜间，老师让他早早地到小床上躺下，在那白天热热闹闹、晚上空空荡荡的屋子里仰望天花板时会有怎样的恐惧，我也无法想像。”

　  朱所长的观点还得到了华东师大学前教育系裴小倩老师的支持。她所参与的《发生在社会关系中的0-3岁婴幼儿的保育和教育》的研究课题得出结论：母爱缺失或不利的养育环境都会影响到婴幼儿的大脑、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孩子与保育者的关系是0-3岁儿童保教的关键、基石和核心，保育者首先应关注的是与婴儿之间是否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和联结。

　  北京市早期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明并不全盘否定寄宿制幼儿园：“我认为可以提供寄宿服务，但前提是家长确有困难，如长期出国、生病、进修等，否则园方应尽可能说服家长不送孩子全托。”她说，寄宿制幼儿园的出现有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原因，它首先考虑的是家长的方便、省事，而没有将幼儿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是对儿童的不尊重。

　  来自幼教一线的陆月崧是广东省顺德机关幼儿园园长。在这所幼儿园的300多个孩子中有60人寄宿。陆园长觉得对寄宿制幼儿园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让幼儿寄宿不管是对老师、家长，还是孩子，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对教师而言，意味着工作的难度增加，责任加重。但目前许多家长要创业，没有时间照看孩子，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幼儿园，而寄宿制对有些孩子确实是一个锻炼。

　  20世纪80年代有一项研究表明，全托的孩子的智力、交往、帮助能力高于日托的孩子，但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不如后者。如果家长忙于工作，长期不和孩子在一起，会拉开亲情距离，影响亲子关系。因此，“全托的孩子在5天中最好能有一天回家”。华东师大学前教育系的潘洁教授建议，对那些需要全托的孩子事先应该做一下测试，一些体质弱或性格内向的孩子在寄宿制幼儿园受到的情感伤害会很大，而外向、无人照看的孩子可以进来。

　  华东师大学前教育系主任华爱华不同意同事朱家雄的看法：“一切都应放在关系和背景中来思考，不能用‘好还是不好’这样绝对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寄宿制幼儿园。父母关系不好或者虐待孩子的家庭照样建立不起良好的联结和依恋，还不如把孩子送到条件好的寄宿制幼儿园。”但朱家雄坚持认为，这是逃避问题的做法，“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不能解决问题的症结”。

　  儿童游戏算不算学习？

　  让每一个孩子有幸福快乐的童年，并让他们接受“适宜于发展”的学前教育，是世界公认的“游戏信条”。

　  但这一信条正在受到挑战。

　  据说，如果孩子在幼儿园做游戏多了，认字识数少了，就会有家长找上门来提意见，“我让孩子到这里来是受教育的，不是来玩的”。“幼儿教育也已被纳入到应试教育的轨道，幼儿园教室中的游戏在迅速减少，使用笔和作业纸的现象在急速增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焱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忧心忡忡地说：“这已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尽管1989年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提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原则之一，但刘教授指出，理论上、口头上重视游戏，实践中轻视甚至忽视游戏，已经成为当今学前教育领域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

　  一方面是功利性教育的抬头。刘焱教授说，“提前开始”、“越早越好”已经成为现在人们对于婴幼儿教育的普遍认识，望子成龙的家长希望通过这种“提前开始”的学习，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竞争的起跑线上占据优势。很多幼儿被剥夺了游戏时间而不得不去学习英语、弹琴、绘画等等。

　  而另一方面，幼儿的游戏又被成人所控制，成为教师导演下的“一台戏”，成为外部强加的活动，成为变相的作业或上课。南京师大教育系黄进说：“游戏应该是孩子自发地感受到乐趣的行为，但现在很多幼儿园里的游戏是按成人的意愿在玩。常常是老师带着孩子做完游戏以后，孩子还会问：‘老师，我们现在可以玩一会儿了吗？’”
 
　  游戏是婴幼儿的基本活动，也是婴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刘焱教授认为，学前教育不但要使幼儿全面发展，而且还要使他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幼儿园的各种活动都应当体现幼儿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并给幼儿自由自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应当改变游戏归游戏、上课归上课的现象，也应该改变“重上课、轻游戏，重教师编制的教学游戏、轻幼儿自发的自由游戏”的倾向。“老师应该是孩子的一个玩伴，跟他们一起玩，观察他们，发现他们，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都市第五幼儿园教师曹伟说。她在自己的课堂上让孩子们自己来确定主题，自己选择角色，自己发展游戏情节，“我跟他们是平等的”，“孩子们的能力和创造经常会让你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