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自教育的重要性被定为建设现代化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以后，教育便成为人人关心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以及“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的精辟论述更是反映了国家发展教育的目标和决心。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期间有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也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及教育工作者的辛勤。

　　教育的发展是有法可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0条：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读。第12条：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国家在师资、财政等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在80年代中期颁布以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绩是社会所认同的。但之所以这个热门话题还难以降温，是因相当多的地区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质量、教育的公平性等诸多方面有悖于《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的有关条款，也不符合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从一些官方的统计数字来看，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而从民间的直观，及非官方的估计所反映的问题，其严重性是不可低估的。有的政协委员反映说，有的农村中小学的失学率达到30％，个别贫困乡村的初三学生缀学率高达50％，贫困正不断地吞噬农村教育，正葬送很多孩子的前程。有的政协委员说，西部地区文化水平相当低，许多地方小学还没能真正普及，义务教育的验收指标太低，与东部相比反差很大。有的委员说，我国义务教育工作的现状和其引发的许多社会现象令人担忧，按说经济发展了教育应当办得更好才对，但大多数普通人反映，都感到了更大的经济压力。来自发达地区的委员说，义务教育普遍存在的不均衡性近几年来更有加剧。以至于有评论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在中国，最差的学校也在中国。特别是一些地方兴办标志性学校占用了相当大部分的教育经费。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迫使小公民们过早地陷入智力竞争，多数学生无奈地承受不公正的教育待遇。由此造成的社会负面反应是多方面的，但可惜并不被一些领导人感悟。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立法至今已16年，其极不平衡的发展，缘由于教育思想上的问题外，最主要的还是教育经费短缺。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但“九五”期间从1995年的2．41经过五年仅增长到2．87％(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另，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比1995年增长了114．4％，而对教育经费拨款的增长是102．9％，也即教育经费的增长没能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同步，远不能体现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和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

　　在教育经费总体不足的情况下，又存在着各类教育投入结构方面违背了常规。“九五”期间，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普通高校拨款增长最快，即从1995年的197亿元增至2000年的504亿元，增幅为155．8％；对普通高中的拨款从1995年的71亿元增至2000年的159亿元，增幅为123．9％；对义务教育的拨款数量由548亿元增至1085亿元，其增幅为98％，明显低于高中的增幅123．9％，更低于普通高校的增幅155．8％。我们各从渠道经费收入总和再作比较如下：“九五”与“八五”期末，普通高校和高中阶段各渠道经费收入总和的增长幅度为239．54％和156．88％，而义务教育的各种经费总和五年来增长为72．69％，其中农村义务教育增长为50．49％。由此可见，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当前的困难状况是与财政投入之不足和各类教育投入比例之颠倒密切相关的。

　　当我们呼吁财政应加大投入时，总会听到“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这句话的回声，并要求社会各界理解国家的困难，争取多方投入。1995年各级财政拨款给的拨款为548亿元，由其他渠道的经费收入（教育费附加、社会集资、杂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等等）为513．9亿元占总数的48．39％元，2000年，预算内拨款为1085．07亿元，由其他渠道的经费收入为748．76亿元，占总经费的40．83％。可见由非财政渠道投入的经费比例占总数的40—48%的比例，足以反映了政府对普及义务教育责任的弱化，这是不符合教育法中关于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及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