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文化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改革却滞后不前，找不到出路。奈何？我国火箭之父钱学森逝世前曾向温总理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此言一石击浪，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学校为何出不来人才呢？很多论者都没有直面回答，没有切入问题之根本，只在表面上滑来滑去。何者？并非不知不识，而是有所顾忌。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后，而今思想生态环境应该是好多了。那么，要回答钱老提出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曾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也许就是解疑释难之良方吧。

　　但时至今日，进一步想，如何借鉴蔡氏的教育思想呢？现在，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掌门人朱清时重提“教授治校”的方略，提出大学教育应该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衙门化，由教育家办教育，内行管理内行，让教授委员会对学校进行全面治理，此亦不失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之道吧！那时，蔡元培长北大，梅贻琦长清华，以及陈坦长辅仁，都以“教授治校”的方式管理学校，且出过不少令后人景仰的人物。如今的香港、澳门、台湾也都实行“教授治校”，更不用提西欧北美了。就香港来说，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他不仅是董事会遴选的校长，而且也是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因获得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而被世人熟知。这位老校长不但没有丝毫的官僚气，在他的学生梁文道看来，却多了些学院派教授的和善与木讷。

　　历史上，“教授治校”曾是个危险的话题。为此，不知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这个话题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今天旧话重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寻找出路，太及时了，也太现实了。朱清时院士有胆有识，他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一方面可与香港的大学合作，借鉴它们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可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两者相得益彰，有利于这块试验田取得丰硕成果。再加上深圳特区这个平台，有其肥沃的改革土壤，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方案可由深圳人大审议，成为特区的章程，这将能从法律意义上保证“教授治校”的可行性，真正做到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和去衙门化。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4月所讲的一席话，或可成为对朱清时院士的又一支持：“与广东当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样，高等教育也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谋求新的重大突破。既然是特区，就要实行特区的法律法规和特殊的政策，否则叫什么‘特区’呢？”人们期待南方科技大学改革成功，正因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才信其不虚妄，不会流产。

　　当然，要改革，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教授治校”，观念改变很难，运作起来也不容易。起步，途中，会不会有人提出，这是社会主义大学的管理模式，还是资本主义大学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前进了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已经有力证明，我们还是遵循邓小平的理论为好：姓“社”姓“资”，不予讨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人心久矣！那么，大学也应从空喊口号中解脱出来，转移到以教学和学术活动为中心了。总而言之，大学精神能否得到完美体现，大学学术能否实现卓越，钱老殷殷企盼的杰出人才能否应运而生，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30多年前，查全性教授提出恢复被“文革”浩劫中断了十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已经载入了教育史册。现在，朱清时院士重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被当作右派言论的“教授治校”的话题，也将载入教育史册。因为这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人们有理由相信。

 (张厚感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