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42、44、54、56、77页。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329～330页。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StateArchiveofSocioPolitical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多数中###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