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读书报：如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哪些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语言文字规划与保护工作有何特点，面临哪些特别的挑战？

　　李宇明：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需要解决的有关语言的问题还是不少。例如：第一，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很多人为了让孩子说好普通话，从小就不跟他说方言，方言传承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第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濒危现象很多是在历史上就发生的，而今大家提倡“语言资源观”，就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了。语言濒危的原因很多，当前重要的是要了解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学习状况，同民族同胞一起研究，找到有效解决的路径。第三是母语和外语的矛盾。第四是外语教育的语种过于单一，英语独大，而其他外语的学习与应用，缺乏战略层面上的设计。第五是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我国及国内各群体不被信息边缘化。目前，互联网上的中华语言资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占互联网所有信息的比重看，还是相当不够的，英语信息仍然占据互联网信息资源的60％以上。

　　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来解决。国家语委提出一种新的理念，就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在新世纪，必须解决好语言问题，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达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语言规划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地位规划。比如，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在教学领域、传媒领域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再如，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是通用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地位规划。 第二是语言的本体规划。例如，在规定了普通话的地位之后，还要把它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方面规范化、精细化。许多民族语言也都有规范化的问题。现在看来，光有这两种规划不够，还要有功能规划，区分语言使用的不同层面，合理发挥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外语等在不同层面的功能，使其各得其所，各展其长。

　　读书报：本届北京论坛语言学分论坛试图讨论“构成多元文明之要素的语言资源如何受到保护和使用”的问题，您谈到现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方言的变化和濒危？

　　李宇明：中国的大多数语言都有方言问题，这里只说汉语方言。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情况，一些大的方言并不濒危，主要是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变化，很多方言在教育、大众传媒等较高层面上发挥作用不大，但在低层交际层面还是异常活跃。二是方言本身的发展变化。方言与普通话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为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必须推广普通话。但是不能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掌握双言并非难事。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应当尊重方言，尊重方言就是尊重这一方的人民，保护方言，就是守护国家的语言资源。同时要看到，方言也是普通话的源泉。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方言就是普通话的不竭源泉。最近二十年，普通话里面融入了很多方言的词汇。其实方言的生命力也是很强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正常现象，一些方言的衰微与消亡，也是不可逆转的事情。关键是要把方言的变化过程记录下来，特别是要把濒危方言记录下来。最近，中国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开始，中国语言是非物质文化资源，是“无形文物”，也急需进行普查，用录音笔、多媒体、磁盘整理等现代信息技术，把中国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全部记录建库，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呼吁开展新世纪的“中国语言普查”。

　　读书报：民族语言问题的情况和方言的现状有哪些异同之处？

　　李宇明：相同的是它们都在发展变化，有些民族语言濒危。但汉语方言同民族语言实际上完全是不同层面的现象。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而民族再小，它的语言跟汉语都是平等的，是“语”而不是“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给民族语言足够的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发展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有些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语，有些民族有大量的悠久文化文献，有大量的人在使用。要根据各民族语言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的意愿，合理处理民族语言问题。在民族语言保护方面，特别重要的几点是：第一，应该赶紧调查记录民族语言，建立民族语言的语料库。这就等于建立中华语言和文化的基因库。第二，要大力提倡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在学好母语的同时，要学好普通话。不学好母语就失去了民族之根；不学好普通话，将来就难以走遍全国，难以参与国家管理。第三，应该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权力和语言选择，要和民族同胞共同研究民族语言问题，提供全方位帮助，切忌把良好的意愿强施于人。

　　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是很好的，有法律保障。不仅国家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明文规定，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有本地区语言文字的法规条例，比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有。内蒙古自治区确定以正蓝旗话为蒙古语的标准语，像我们推广普通话一样，他们也在蒙古语地区推广标准语。现在最令人忧心的是几个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比如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土家语、畲语等。

　　读书报：语言学分论坛还有一个议题：“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如何看待外语目前在我国语言教育和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和处理外语与汉语教育之间的关系？

　　李宇明：外语和汉语自然有冲突，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就构不成世界。我的看法是，第一，要把外语看成一种重要的资源，看做是人的一种素养，国家提供外语教育，是在保证人们的语言学习权利。对母语与外语的冲突，心态放平和些。第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语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学习外语既是个人需要，也是国家需要。第三，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学习外语意味着掌握了另外一种文化，掌握了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个人来说，多点外语训练是有好处的。但是人的“语言学能”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学习语言的能力强，有些人学习语言的能力差。因此，不能搞全民学外语，更不能把外语当做衡量一个人能力的硬尺度，并因此剥夺人的学习机会和工作机会，这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也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外语凌驾于母语之上，不管在政策层面，还是心理层面。

　　中国目前的外语教育实际上并不理想，投入多产出少，外语人才仍然匮乏。中国是世界上的外语教育大国，却是外语使用小国，没有多少外语生活，外语传媒很少，中国人没办法在生活中学外语，在生活中应用外语。同时，我们的翻译领域也很薄弱，日本等国家很重视翻译西方的东西，有些做法我们可以借鉴。

　　读书报：那您如何看待英语之外的其他外语在我国语言教育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李宇明：外语语种单一化，是当前中国外语教育中的大问题。只学英语的话，我们会失去半个世界，甚至大半个世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人把世界上很大的语种叫“小语种”，比如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这名称就反映出了外语教育中的语种问题。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吸收型”的。事实上我们现在还要预计外语在中国的其他作用。

　　外语教育不能完全靠市场，社会需求多的语种可以靠市场调节，一些所谓的“小语种”，国家需要储备的语种，要靠国家政策调控。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所谓“小语种”的地位有所提升，市场需求也在上升。很多院校新办了许多“小语种”专业。但是仍然不够合理，而且缺乏规划。我国需要科学的“语种教育规划”。

　　读书报：汉语的国际地位有何变化，目前是怎样的，将来会有何发展？

　　李宇明：汉语的国际地位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大幅度提升的，特别是本世纪这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的大市场，成为向世界提供就业等发展机遇的重要国家。汉语走出去，有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民族强则语言强，语言强则民族强，这是一个规律。

　　汉语热，我们的头脑不能热。全世界学习最多的外语，还是英语等西方的一些大语种，汉语跟它们比，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汉语是带着橄榄枝走向世界的，为满足世界人民对汉语的需求，作为母语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向国际传播汉语，民间是主体，应当用外国朋友乐意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将汉语传播出去。语言是金钱，英国人说，英语比他们北海的石油还要重要。教育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语言教育。我国的新东方也是个很典型的语言教育产业。如果全世界学习汉语的需求增大了，就需要汉语教师、教材、辞书、网站等大量的汉语资源，语言就会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汉语的国际传播不是数日之功，不能急功近利；但是语言传播也是有机遇的，要紧紧抓住现在的机遇，良机不可坐失。汉语的国际传播“匹夫有责”。我们的厂家要有这种意识，在出口产品上使用优美的汉字，并备有汉语说明书，让汉语伴随着优良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学者在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中要尽力争取母语的话语权。总之，民族的自信来自母语的自信，汉语要抬起高贵的头。什么时候，当汉语碰到外语仍然昂着高贵的头颅，我们的民族才是真正的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