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

　　如果一所大学里全是些“正常人”，将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

　　一所僻处乡下、名声不显的大学，因为其僻处乡下，因为其名声不显，曾在动荡不已的年代收容了一批隐士一般的学者。——我说的是曲阜师范大学。在20多年以前，我因采访需要，曾与其中古怪透顶的几位有过来往。

　　公认“最怪的教授”叫陶愚川，他也是当时该校学术地位最高的教授。其实，大家说他学术地位高也只是估摸着说，除在北师大任教的一位上世纪30年代留美同学毛礼锐之外，陶与学术界同仁从无联系，甚至跟他本校、本系的同事都不来往，平时大概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每天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踽踽独行于图书馆、食堂、宿舍之间，不跟任何人废话。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跟他搭话。事实上，在我为了走近陶先生而先后采访的十多位该校教师中，声称自己曾经有幸跟他说过话的，只有一个人！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终身不娶，只有关于他年轻时痴情的传说。没人知道他是一贯不爱说话，还是因为家庭背景而不敢说话。他的大哥陶百川，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1977年至2002年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

　　陶先生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9年前，曾任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从上世纪50年代来到这所学校，直至“文革”结束，他几乎没教过一天专业课，多半时间在外文系教英语。但他却一直没断了搞自己的专业研究。“文革”前有段时间他辞职回了老家浙江农村，仍然数次请生产队开介绍信去杭州的图书馆查资料，用小学生作业本写出了几卷手稿，一本正经地交给公社党委。后来回到学校又重写，写成约9卷300万字，郑重交给校革委会。当时谁也不把这个古怪老头儿费尽心血的手稿当回事，随手就给丢了。然后他就再从第一页开始重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皇皇3巨册《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面世，震动了教育史学界，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但每个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上交给校党委。书出版以后有四五千块钱的稿费，他也交给了校党委。上交没有任何动机，拒绝没有任何可能。

　　学校领导开明，采取了最合适的方式来对待这位怪人，那就是——悄悄地照顾他，不打扰他。在他居住的专家楼里，破格安排了一位年轻职工做他的邻居，每天去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这位孤单的老人因之能够活到86岁高龄才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