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进入9月了，大学新学期又要开始，新生要入学。但愿他们度过当得起“大学”二字的4年。

　　比尔·盖茨日前发表言论，预测教育的未来，认为互联网将成为人们学习的场所，取代学院与大学。“5年之后，你将能在互联网上免费地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比任何一所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他说。

　　没错，美国名校的网络公开课近来在中国年轻网民中大热。单就技术发展和知识形态演进而言，盖茨的观点值得参考。但就现实尤其是中国高校的现状来看，且慢，这分乐观尚须分析。

　　课程优劣先不论。把大学与课程等同起来，或者说，把大学简化为仅仅是提供课程，是一种很值得警惕的倾向。

　　对于这些年来各地高校跑马圈地建新校区的冲动，批评声浪不小，尤其以引用梅贻琦的大楼与大师之论最具代表性。实际上，这种圈地运动对大学真谛的伤害，还不止于此。不少高校把本科教学完全搬到新校区，也就是说，4年读下来，学生完全是在与本校传统无关的一个环境中度过的。而新校区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提供教学和住宿的场所，提供课程，然后完事——这就是大学了。

　　这就是大学吗？大学的本质之一在于交流：师生之间的交流、同学之间的交流、思想个体之间的交流、个体与城市环境之间的交流，等等。这些交流，仅以课程是远远涵盖不了的。这其实是一种弥散性的氛围。大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氛围。大学对人的塑造和熏陶，得益于这种氛围，常常超过得益于具体的专业课程。

　　以此标准衡量新校区，它们往往位于市郊，孤零零新建在划拨或低价购得的土地上，脱离本校的原有环境——对于历史渊源深厚的大学而言，老校区里有精神地标，象征着某种值得珍视的传统；即便新晋高校，大多也与周边城市环境根脉交融——个体与环境的交流，是谈不上的。并且，教师，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名师，一般不会住在新校区，有课时来，课后便走，那种人们向往的、能提供指引性和感召力的师生交流，几乎是句空话。

　　有媒体刚刚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厦门大学学生钱小敏头两年就读于漳州校区，尽管这里洋溢着现代气息，但学生们总觉得“不带劲儿”，“大学城把一部分学生孤立了，没有老师，没有师哥师姐，不能接触到丰富的社会”，甚至有教师称其为“漳州监狱”。两年后，钱小敏搬到了本部，厦门大学老校区“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文化氛围和气场”，她这才醒悟，“大学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曾一度把文科大一新生安排到位于郊区的昌平校区。那几年中，每届学生普遍的反映是，读了一遍“高四”，根本摸不着燕园的脉搏。如今，对于很多大学的新校区而言，学生们不啻是在读“高四”、“高五”、“高六”、“高七”——这简直就是大学求学经历的平庸化，乃至大学精神的矮化。

　　上4年大学，一旦被简化为上4年大学的课，大学的价值也就被抹去了大半。现实恰恰是这样：对于那么多大学的那么多新校区的那么多年轻人而言，有时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所谓心性的滋养，所谓人格的提升，奢望而已，那不过是课程流水线上的另外4年。

　　课程当然重要，当然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必须警惕把课程与大学本身割裂开来的倾向——所谓新校区，正是这种倾向最恶劣的代表之一。务实地说，如果大学酝酿不出、积淀不下某种氛围，它根本就产生不了好的课程。

　　光鲜的新校区，实在是中国大学的误区。

　　然而类似的畸形逻辑还在继续上演。上海刚刚放出风声，正筹建纽约大学分校，预计将于2012年开始招生，据说这将开美国高校在中国设分校的先河。

　　“上海纽约大学”，这多像一个怪胎，它究竟是“上海大学”呢，还是“纽约大学”？重金打造硬件，再照搬课程，上海就能纽约吗——这未免把“大学”二字看扁了。（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