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整个国家科技进步奖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

　　今年年初，科技部撤销了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随后，公众对国家科技奖励的质疑应声而起。

　　“李连生事件的被处理、被举报乃至被公开是偶然的。”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原副校长冯培恩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实际上这类学术不端行为不是个别的。因为不是个别现象，也考虑到社会稳定，一般知情者都不会举报，其中少数被举报和处理了的案例一般作为敏感事件不上媒体，减少负面影响。”

　　更多的科技界人士认为，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是造成当下科技界浮躁之风的关键因素之一。

　　早在李连生事件发生之前，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曾就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问题递交过议案提案。

　　然而，改革并非易事。

　　“生计”

　　现就职于某科研院所的高毅(化名)，梦想“纯洁”得近乎简单——当一个科学家，真正解决几个科技问题，并自诩视名利如浮云。

　　当他被一个科研项目的申请条件拦在门外时，才发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只有教授可以申请。彼时，高毅只是副教授。由于要申请的项目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至关重要，也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于是高毅开始仔细研究如何才能晋升教授。他发现，要想成为教授，他还缺一个级别较高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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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研究生的时候，高毅对科技奖励有所了解，此时，他才发现，这个奖离自己如此之近，如此不可或缺，于是他不得不投身到国家科技奖的报奖“事业”中去。

　　已经顺利获奖并成为教授的高毅，如果还要晋升，下一个目标只能是“院士”，而要成为院士，科技奖励又成为必须考虑的要素。这些，都是高毅最初立志要做科学家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高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科技奖励想摆脱都不容易，“因为它与你的职称挂钩，职称又和你能承担的项目挂钩，有时甚至与房子挂钩。”

　　“并没有明文规定过要取得什么职称必须要拿哪个等级的科技奖励，但是，往往职称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样，在进行细致比较的时候，拿过科技奖励就很占优势。”高毅举例说，“比如有的单位，想评副教授的可能有将近100人，有70～80人符合基本条件，但是最后只有20来个人能评上。这70～80人，其他方面打分都差不多，科技奖励这一项就能拉开好几分。”

　　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为年轻人抱不平：“大多数年轻人必须要通过报奖。不走这条路就断了生计。他的创新性很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扼杀了。”他甚至称这种现象是“逼良为娼”。

　　冯培恩对本刊记者说，科技奖励是考核科技从业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很多企事业单位领导，乃至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

　　比如，院士数量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科技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也是地方之间科技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于是，院士数量成了单位和地区的政绩。对单位领导和地方官员而言，政绩就是饭碗。而得国家奖的等级和数量是评选院士的重要指标，获得国家奖是一心奔院士者必须攀登的阶梯。

　　冯培恩进一步举例说，大学与大学之间相比，获得国家级奖项的等级和数量、高级别论文的数量、院士的数量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一所大学如果当年的得奖情况、论文发表情况、院士增加情况与同类同等级学校相比明显少了，那这个大学校长的日子会不好过，上对主管部门、下对广大师生都难以交代，甚至会受到质疑。科研人员本人也会因为奖励、论文之类数量和级别的欠缺而得不到职称晋升，甚至被分流。

　　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科技奖励对高科技企业也非常重要，企业的项目如果能够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有两个好处：第一，奖金可以冲抵部分项目研发经费；第二，获得的荣誉有利于日后宣传推广。他透露，“一些企业就专门雇人在北京整天搞报奖的事情。他们特别精通什么奖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