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前不久，一份存活长达13年的“假刊”终结了。这份名为《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曝光下，露出了没有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且在出售版面、大肆敛财的尾巴，随后被相关部门亮出红灯，予以注销。

　　“假刊”被踢出了正规军的队伍，其身处的高校学报群体却暴露在了公众的视野下。

　　在中国9000多种期刊中，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约占四分之一，有2800余种。其中，高校社科学报又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论文产出数量和相应的影响力却不成正比，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为0.1102，是全部学术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0.2227的49.5%。

　　于是，教育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称为“最大的垃圾产地”，“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

　　如今，中国论文数量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的尴尬境地，作为论文高产地的大学学报，能否逆转这一尴尬局面，洗去“垃圾产地”的恶名，值得高等教育界深思。

　　为提高引用率高校学报相互转引

　　东北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主编王亚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科学报的一个大问题就出现在“小”和“弱”上面：发行量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小，相应的学术影响力小；质量弱、实力弱，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弱，“难与中国社科院所办的综合性杂志相比，更别说与各专业杂志抗衡。”

　　原因很简单——刊发的内容质量差。大量的低水平稿件、人情稿、关系稿、权力稿刊登在学报上，学者们对学报的批评不绝于耳。早在2006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就统计过：在目前初步认定的270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0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

　　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另一面则是在社科学报领域，对高引用率的重视，以及过分重视之后的学报异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曾新撰文表示，一些高校社科学报为争取在期刊评价中获得较高位次如进入核心期刊系列或在核心期刊排名中位居前列，便一味追求期刊评价指标的提升；或者仅仅为满足某些作者追逐学术地位、评奖、评职称、搞课题的需要，降低甚至忽视文章的学术水平。

　　具体来说，对文章能否被引用和被转载的预估成了文章是否发表的重要考量指标。曾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名人效应”和“扶强不扶弱”。“对待名人的稿件来者不拒，只要是知名人士，无论稿件内容如何，学术质量如何, 哪怕只是一篇普通的会议发言稿都乐于登载。”曾新说。

　　更为重要的是，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要求作者在引用文献中引用该学报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甚至有数量的要求。此前，国内就有一本学术期刊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 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

　　一种“循环”就这样诞生了：几个学报之间事先约定，互相转引，以提高他引率。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这种情况多了，引用率高的文章学术水平未必真的高，而这正是学术期刊异化的后果，说得重一些，就是搅乱了整个论文的评价体系。”

　　学报成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缩影

　　学报期刊上出现一些含有水分的文章，在外界看来通常是“学报审稿不严”，甚至认为期刊把刊登论文当作创收和谋利手段，才导致被刊发出来的低劣论文层出不穷。

　　王亚范向记者透露，高校学报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教授原本“基础不怎么样”，但评审时间快到了，急于出论文成果，于是期刊只好“放放水”；有的老教师都要退休了还没评上教授，教学水平还行，但论文“拼了大力气”才完成，而且选题和质量都“不怎么样”，这种“个别情况”期刊也得“照顾照顾”。

　　事实上，“照顾”最多的却还是那些行政领导干部。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的老师说，在当今大学，学者们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 可以获得一定的行政权力，即“学而优则仕”；而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也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各种资源，获取学术声望来稳定并提升自己拥有的行政权力，即“官大学问大”。

　　这一点在高校学报阵地尤为明显，《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就曾以“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为题做过这样的论述：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被定义为主办单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在民间，它则被称作是本单位教授、副教授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