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学”又成了国人聚焦的中心,令时贤备感振奋。其间虽不免杂陈滥竽充数之声,亦足可激起国人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热情。
“国学”之于今人虽是“传统”,是“旧”,但纵观其生成、发展,均有特定历史语境,均是针对当时历史实际而发,凝聚着前贤“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许多贯穿于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在当代文化构建和文明建设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以西方为师,既领受了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也滋生了各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其中既有现代工业文明原发产生的弊病,也有中西交汇中出现不适留下的后遗症。以往弃除传统以容纳西方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华传统文明的许多优秀价值理念,在现时背景下正可为建构新时期文明形态发挥作用。
以儒家而论,现世关怀历千年而不变。《论语》二十余篇,全在成人与立己。其中如“仁爱”“亲隐”“义利”“理欲”“荣辱”“廉耻”等观念,仍适用于今日。汉唐经学,虽不乏赘言,杂陈谬见,但各自于解经之中贯注了社会理想和治世观念。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立论看似对立,实则都志在建构一种适用于日常的伦理与道德,其中的许多精义之论,若能在当代语境中予以合理阐发和弘扬,对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仍有启示作用。当下讲习国学,此为其中一大关键。今日治儒家的学者,尤应注重其在现实中的适用价值。
即便是道家哲思,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主张闲适与无为,骨子里也包含着现世关怀和时代忧患意识。老子为柱下史数十年,最后写成的《道德经》,并非发为空言的玄想,只是与孔子采取了不同的言说方式。短短五千余言,“圣人”之说凡数十见,可见其并非“绝圣弃智”,只是要另造一种“圣人”,传达另一种“智慧”。老庄哲思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同于儒家的人生态度。儒道相济,进退之间,方能体悟人生真谛,创造和谐氛围。
释家之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植根于本土的意识与观念。来世之说固不可信,然则若能因此教人为善,断却多少欲念妄想,亦多能造福苍生,安定社会。
中国传统的史家著述,更是注重以古鉴今、识往知来。司马迁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意在参资时事,借镜治政。
当下讲习国学,研精旧典固然必不可少,开掘新义以为今世之用不可或缺。而国学要真正实现对当下精神价值建构的资借,当切入日常生活,不急一日之功,潜移默运,方能收效于百年之后,真正绘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盛世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