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新国学之路

　　——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来

　　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

　　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

　　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

　　时间：　2009年10月14日上午

　　地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办公室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于2009年1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此时距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停办，整整过去了八十年。八十年间，国学饱经风霜，无论其性情还是面貌，都有了很多改变。对此，作为重新恢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长，陈来先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面对梁启超等四先生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对陈来院长进行了专访。

　　一

　　主持人：老的清华国学院的起止时间是从1925年到1929年。当时也有个“国学热”，叫做“整理国故”运动。清华国学院就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诞生的。较之西方文化大举东进之前，当时国学的形态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正进一步从古今问题演变成“中西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陈：我想从国学的观念嬗变谈起。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的“国学”，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晚清的国学派就此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就是国家的形势非常危急，但还是要坚持传统文化。其实他们有点类似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退一步来说，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概念。现在我们说国学，最早讲国学定义的是邓实，他办了《国粹学报》，用他的话来讲，“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又说“君子生于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这是说，你生于这个国家，必定要爱这个国学的学问文化，这是在很深重的民族危机里，提出这个概念的。

　　主持人：这其中有没有西学冲击的问题？

　　陈：当然也有，但这比单纯的学术冲击更厉害。他们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老谋深算，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实在1902、1903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到了1907-1908年，章太炎也有这个概念，他也是为了激励种性，要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所以你看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意识。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种保教。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开始，讨论东西文化，其中就直接涉及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等问题。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不是政治意义，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旧文化，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

　　此时，从捍卫中国文化的角度的一些学者来讲，他们有个特点，比如梁漱溟说我到北大来干什么，我来是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拒绝和反对西方文化。梁漱溟、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保守立场。《东方杂志》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融合。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有《学衡》出现，可以说是接着《东方杂志》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梁漱溟讲，“我们今天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主持人：“承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味。

　　陈：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我认为，国学的概念就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整理国故”。那时胡适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所及，首先是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也就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后有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然后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着有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还有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运动推动出现了这些研究的组织和教学的机构。

　　推荐活动：“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60年”大型征文在线投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