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又译“教育凭证”)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首先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给予家长选择学校的权利和自由,在教育内部引入竞争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教育质量。
长兴人有选择性地把它“拿来”,并创造性地实施,这在教育改革中不失为一项创举,但势必会对我们的一些观念产生冲击,尤其是基础教育,我们已经习惯了政府包办一切。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若希望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就不能不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连长兴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强县,其公办教育都没有充足的资源可调用,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即使有足够的资源,政府也未必有足够的精力进行管理,那么多效率低下、体制僵硬、态度傲慢的公立学校,就是明证。
教育,需要拥抱民间资本,需要向管理体制举起改革之斧。
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在风雨中走过十几年历程的民办教育依然处处受到歧视,宽松的发展环境还是一个梦想,良好的自律行为难以养成,学校信誉的建立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由于民办教育的软弱,必要的竞争环境无法形成,拥有了一些自由的公办教育或不知所措,或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仍宥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人们,就更有理由对公办教育质量加强监管,而结果可能是越管越死。
教育,需要另一种目光的注视。
教育券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它的实施、推广都可能还有争议,但它至少表明,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几百元的教育券面值很低,但它背后是无价的馈赠:民办学校的信誉得到了权威部门的承认,从而促成了老百姓观念的转变——由不信任到衷心认可这些曾经徘徊在主流边缘的学校。这对投资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回报呢!长此下去,民办教育的繁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教育券改变的显然不只是这些,从长兴县把它扩大到职业教育和贫困生资助方面来看,教育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方式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已经在尝试用新的适应社会变化的管理手段——从刻板、划一到承认差异、多样和以人为本。如果说得时髦一点,就是变“统治”为“治理”。通过小小的教育券,管理者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可以不再鸡毛蒜皮地指手画脚,而是赋予其足够的发展空间,但在宏观调控方面又非常有效:能否得到教育券、获得多少教育券,要看评估结果而定。当然,长兴人的改革还没有如此深入。
为民办教育创设发展的环境,赋予公办教育前进的空间,最后达至教育的繁荣,这就是长兴人发放教育券的目的,也是这一改革的意义所在。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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