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痛并快乐着，我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快乐是常人不理解的”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这是多么美妙的巧合呀！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和我的7个孩子能坐在一起聊天，或是欢乐地唱着歌，跳着舞，就像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一样的亲密。我不知道是否能梦想成真，但我愿为实现这美妙的梦而努力。”

　　这是去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志愿到一所培智学校当老师的林萍，对她未来的7个学生进行家访后的憧憬。

　　开学了，林萍面对的是7个弱智孩子：尿裤子的，上课脱鞋脱袜子的，吃饭不会咀嚼的，把大头针塞嘴里的，吃了一小截蜡笔的，把所有同学的水杯和毛巾从窗户扔楼下的，还有个孩子竟趁人不备从学校逃跑了，幸被一出租车司机送到附近的居委会……林萍被吓坏了，晚上回家连饭都不肯吃，急得她妈妈直给校长打电话。

　　当我在北京市东城培智中心学校小一班，看到林萍的“7个孩子”时，着实吓了一跳。教室里，3个患自闭症的男孩各显其能，一个手舞足蹈，一个痴痴地笑，一个又哭又闹；讲台后面缩着个精神障碍的女孩，正喋喋不休地自语；班上最高的那个多动症男孩在墙角不厌其烦地把水龙头拧开，关上，再拧开，再关上；那因语言障碍智商测试为0的女孩软沓沓地歪在椅子上，呆呆地发愣；这个班的班长是个瘦小的男孩，长着先天愚特有的“国际脸”，此刻正躺在地下耍赖。

　　据林萍介绍，这7个孩子的年龄6至8岁，平均智商是35,班长智商最高，为54。除了班长有点儿心眼儿，会撒谎，知道自私，把同学的东西据为己有外，其余6个孩子对私有物都漠不关心。

　　21岁的林萍毕业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本来是让她留校的，但她想“挑战自我”，自愿到培智学校当了老师。

　　林萍说：“我是我们系独一份儿当老师的。对我的选择，同学、老师甚至家长都不理解，但我觉得很快乐。”

　　“和弱智孩子在一起你也快乐吗？”

　　“痛并快乐着，我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快乐是常人不理解的。”

　　林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画，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送给亲爱的森老师”。孩子弱智，林森不分，林萍却很得意：“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快乐。从他们那儿，我知道了什么叫天真无邪。”

　　看我一脸疑惑，林萍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天给小一班上课，我在黑板上画了7个苹果，对应着写上7个孩子的名字，刚说‘今天学7,黑板上有7个苹果，你们每人有一个。’先天愚的毛毛马上问‘那林老师的苹果呢？’我顿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说弱智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吗？”

　　林萍的快乐还来自学生家长的尊重：“那不是那种好像见了圣人似地仰慕，而是来自内心的尊重。他们为孩子已经千辛万苦，见了老师，从眼神都能看出那种期望。你说我该怎么去面对他们？只有良心。我不能向家长们承诺什么，但我能保证和他们一样，真心去爱孩子。”

　　我在林萍的“家访随笔”中看到一段话：“如今，我已经见过我的7个孩子，接触了7个不同的家庭，我的心情却着实地沉重起来。如果有人问我家访以后的感觉，我会说‘害怕’，真的很害怕，这是一种知道了一些东西后，不知怎么去做才真正对孩子有益的害怕。”

　　“你现在还害怕吗？”我问林萍。

　　她点点头，“我的压力很大很大，校长说我们是‘三栖’，既是教师，又是医生和母亲，可我什么都没做过，尤其母亲，那感觉我是很难体会的。我总称他们‘我们的孩子’，尽量想往母亲身上靠。”林萍笑得很爽。

　　“每个孩子都像一面镜子，规范着我们的行为和人品，这种约束比上级的红头文件还管用。”

　　我是早晨上课前在小一班教室里见到校长王冬霞的。她正教语言障碍的果果和爸爸说再见。旁边有个刚被送来的弱智孩子不停地流鼻涕，他爸爸用纸巾使劲擦，王校长慈爱地说“轻点儿”。又过来个自闭症孩子，拽着王校长的衣服亲昵地把脸贴上去蹭，王校长的袖子上沾着口水，但她却对我说：“都说自闭症孩子对人冷漠缺乏感情，其实每个孩子的感情世界都是一块绿洲。”

　　54岁的王校长已在教育领域干了30多年，当过中小学老师、教育局干部，1984年开始接触特殊教育，到东城培智学校当校长已经11年了。王校长说：“前20年搞普通教育，教书育人停留在表面，后10多年接触了特殊教育，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教育。其实真正的教育就是一种爱。特殊教育就特殊在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特殊的病人，有特殊的需要，你要了解每个孩子的病理、致残原因、身心状况。你面对的是一群弱智的孩子，爱，只有从内心去爱，你才能执著，才能耐心，才能教育。”

　　王校长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90个学生中，70％都是中度以上（智商范围30 70）的脑瘫、癫痫、先天愚、自闭症、精神障碍、语言障碍等弱智孩子。她带我到几个班看了看，有个班在上劳技课，老师正教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认识锤子、改锥、钳子等工具。有个班在上数学课，黑板上写着：5是钩钩5,6是大肚6,7是拐杖7,8是雪人8。

　　“这是幼儿园小班的水平。”王校长说，“我们的目标很低，知识点甚至比幼儿园还低。小班七八岁的孩子得拿着卡片让他认图形、颜色，几乎是婴儿的水平，但他能认识，老师就高兴，跟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似的。林萍有一天特别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班孩子都能坐那儿自己吃饭了。’

　　“我们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是志愿者，如果没有爱心不可能来这儿。有的老师从师范毕业刚来时，不知道是特殊教育的学校，来了后一看到这些弱智孩子，脸上的表情都变了，有的哭着就跑了。也难怪，人们常说，教师是园丁，收获是桃李满天下。而我们是在板结的土地上耕耘，撒下的种子不一定能开花。和普通学校的老师比，我们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

　　说起感受，王校长说：“和弱智孩子相处10多年，他们真的非常可爱：首先是纯真，他们是透明的，不掺一点儿杂质，绝不会虚伪、做作。和他们比，我们真是自愧不如。有一次上模拟购物课，准备了一些水果模型，让老师当顾客去买，可他们就是不卖，说这是假的。”王校长笑了，“你看他们多可爱。只要和这些孩子在一起，你就会实实在在，不弄虚作假，不搭花架子。有时候上级来检查，有的老师提出先模拟演练一下，我说不行，一定要原版原样儿，否则对不起这些孩子。每个孩子都像一面镜子，规范着我们的行为和人品，这种约束比上级的红头文件还管用。有时我就想，现在上面总说反腐倡廉，对干部进行教育，我觉得在这教育背后隐藏着一种悲哀，如果让这些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一段时间，他们的心灵可能会净化许多。”

　　“职业是干活儿挣钱，事业就不同了，得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问东城培智学校的弱智孩子们，谁是学校最厉害、最害怕、最喜欢的老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徐老师。徐老师叫徐敦萍，长得漂亮，有好听的声音，现在是林萍的“师傅”。

　　课间休息时，我在办公室和徐老师聊天，有个大男孩推门进来，满脸憨笑着，粗声粗气地说：“徐老师，我想你了。”然后指着小一班的课程表问：“我想回这个班上课行吗？”徐老师说：“你已经是4班的了，不能再回小一班了。”男孩悻悻地走了，徐老师告诉我，这男孩14岁了，是学校收的第一个自闭症孩子。

　　“我尿裤子了，徐老师。”小一班那个精神障碍的女孩跑进来哭着说。“哎呀，课间忘带格格上厕所了。”徐老师赶紧给那女孩换裤子。

　　这时，自闭症的豆豆走进来，一言不发地冲徐老师伸出手。“豆豆的手泛红了，要发脾气了，他想吃饼干了。”徐老师边说边打开抽屉，那里有她给孩子们买的低糖饼干。

　　徐老师原是文工团演员，唱民歌的。后来在外地的师范学校当音乐老师，调到培智学校是因为想来北京和丈夫、女儿团聚。

　　到培智学校第一天的见闻，徐老师还记忆犹新：“看到先天愚的孩子长得挺可怕，我心里特别扭，觉得和他们没什么可交流的。一听他们打鼓、打镲就烦了，简直是噪音。头一次值班，带他们上厕所，感到特别脏，恶心得我一个星期都没怎么吃饭。我当时心里极端不平衡，过去我教学生弹钢琴、唱歌，大学中学、文艺团体、军队、国外都有我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现在我要教这些弱智孩子吃饭、穿衣、说话、拉屎撒尿，有个女孩每逢来月经就挥动着卫生巾在教室里嚷‘我要上厕所啦’……”

　　徐老师心直口快地说：“要不是王校长领着，我决不会付出这么多。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职业和事业的距离，职业是干活儿挣钱，事业就不同了，得有自己的想法，要达到一种目的，不能愧对这些孩子。我要让这些弱智孩子从心理和生理上接受一个人给他们的关爱，尽管他们不会表达感谢老师，但他们能自己吃饭，学会了穿衣服，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就感到欣慰了。”

　　“你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首先是孩子们的信任。班上的孩子会问我：‘徐老师，我们能管你叫妈妈吗？’一个先天愚的女孩知道我病了，看见我就哭着说‘徐老师，你可别死了。’她还不断给我写信，错别字一大堆，每天都祝我生日快乐。我教了6年的一个弱智孩子参加工作了，买了手机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告诉我，他送货摔了1箱24瓶盐水瓶，经理要扣他600块钱，问我怎么办。还有个在烧鹅仔当洗碗工的孩子，有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我想你了。我摔了一跤。’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妈妈接着告诉我，他干活时抬着装满碗的筐滑倒了，摔在厨房的案板底下，身上沾了一身油泥，但把碗保住了。”

　　徐老师的抽屉里保存着许多毕业孩子的信，我看了一个叫孙迪的先天愚、语障的孩子写的信。徐老师：

　　您好！在本校我学会了本领，还学会了知识和文化，老师我好想您！

　　亲爱的校园，我在新的一年学会了给老师写信。过了（的）很快乐。请您放心，我会道古（照顾）自己的！

　　老师带着等等（整整）七年了，老师辛苦了，请老师回信。

　　孙迪的信里还夹着两张邮票，大概是怕老师不回信。徐老师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有个弱智孩子听说妈妈第二天办事要路过我们学校，要求带她来，说想看徐老师。当天晚上她跟家里要了20块钱，到超市买了这个本。第二天来了后满校园找我，从10班一直找到1班，说‘徐老师我来看你来了，送你一日记本。’当时我特激动，这孩子已经毕业两年了，她来看我，说明她对我印象很深，要不然一般傻孩子不会这样。”徐老师感慨地说，“孩子们需要关爱，给了他们总是有回报的。这就是回报。”

　　徐老师这些年积累了很多特殊教育的教学经验，为了告诉别人怎么教这些孩子，她写了不少论文，也获了不少奖，她写的论文“右脑潜能形象思维”，在教育界颇有影响。徐老师说：“这些成就感都是弱智孩子们给我的。”

　　不过，徐老师发现，自从她把职业当事业后，一些人就把她也当成傻子了。“有的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和傻孩子呆一块儿还那么高兴呀，你弱智了吧？现在我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人家问我教什么，我会理直气壮地说：弱智、傻子。我当演员时的同事走穴挣钱，买房买车，我心安理得。你说，人家是不是觉得我有病呀？”她很开心地笑着，声音银铃似的。

　　“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把我心里的爱和无私全部释放出来了”

　　本以为跟弱智孩子的家长提孩子的事，无异于揭别人伤疤，是很残酷的。没想到乐乐的爸爸却坦诚地笑着对我说：“这孩子使我整个变了个人。”

　　乐乐两岁半以前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会爬会走，会叫爸爸、妈妈，会不跑调儿地唱整首的《东方红》，而且很少哭闹。但随后家人就逐渐发现他的与众不同，他漠视一切，对亲人很冷淡，整天就像“入静”似的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爸爸拿玩具冲锋枪顶在他耳朵上，对“哒哒哒”的声音他竟无动于衷。他对玩具不感兴趣，但能拿一张纸乐此不疲地摇晃半天。他暴躁多动，每天晚上哄他睡觉起码得用5个钟头……面对越活越回去的乐乐，父母带他去医院检查，经专家确诊为自闭症。

　　“当时自闭症在我们脑子里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词，觉得乐乐可能就是胆小、不合群，不是大毛病，我们并没为他的病过分紧张，只是带着他四处求医，希望能早日治好。”说起漫长的求医过程，这位爸爸至今心有余悸，“为治病我们背着、抱着他折腾了一年，光北京的医院就去了15家，他受的那份儿罪惨不忍睹，在一家伤残儿医院治疗了100天，每天他的头上要扎17根针，背上扎20根针，还要扎静脉、按摩，一天下来全家都累得精疲力尽。医生开了很多补药，几百块钱一瓶的药，一个疗程就吃20瓶。我还去学了好几种气功，想帮他治疗。治了一年，他的病情反而越来越重。”

　　后来，乐乐的爸爸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介绍中国第一家专门训练自闭症儿童的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就给他报了名。到那儿后才知道，自闭症在医学上被称为不治之症，只能靠针对性的训练帮助患者克服障碍并发挥其最大潜能。

　　“那是我一生中心情最晦暗的一段时间，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伴随着这个可怜的病孩子吗？我强打精神，在他4岁时带他去‘星星雨’参加训练。这是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家长必须成为一个教师。”

　　乐乐的爸爸曾经在博物馆工作了近10年，八十年代末“下海”，事业颇有成就。但因带孩子四处求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4年前，他带乐乐在“星星雨”培训期间，看到组织者一心一意帮助家长，对孩子没有歧视，感受那个空间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对那儿产生了感情。当时那里没有男老师，所长偶尔提出请他帮忙，他欣然同意了，一直干到今天。

　　“这孩子改变了我的一切，包括职业、性格和人品。”乐乐的爸爸坦言，“说句实话，我到‘星星雨’工作是有点儿私心的，因为有这孩子，使我特别想了解国内外最新的有关自闭症的信息和训练方法，好帮助孩子。另外，我还想，如果我们不在了，孩子还可以在这地方生存。

　　“我以前脾气急，为人处事简单粗暴，有了这么个孩子是最练性子的，成天围着他转，带他治病、培训，把我的棱角呀，坏脾气呀都磨没了，做事也能按步就班了。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把我心里的爱和无私全部释放出来了。要没这孩子，现在我绝对不会那么无私，那么乐于助人。我在‘星星雨’工作的几年中，要面对几百个家庭，几百个病孩子，不管这些家长有什么需要，我会百分之一百二十地帮助他们。咱们别说自闭症，就是我在街上看见老弱病残需要帮助，也会马上去帮。这真是这孩子让我改变的，要在以前我会漠视这些事，他使我有了向上的念头。

　　“过去我自尊心特强，死爱面子，对孩子的病难以启齿。后来我想明白了，有这么个孩子，你就得把自尊心从怀里掏出来搁地下当泡儿踩，才能面对这个社会。如顾及脸面，他很难在社会上生存，比如他在大马路上突然会把裤子扒了尿尿；进了超市他喜欢的东西拿起就跑；在公共汽车上哭闹，逮着个人就坐人身上了。出现这问题我就必须得告诉人家这孩子有病，必须给人家赔礼道歉。现在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我们不回避孩子的病，要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孩子随时都会出现问题。”

　　乐乐的爸爸告诉我，过去他总拿乐乐和正常孩子比，越比越失落，现在想开了，不比了。“说句大实话吧，这孩子是最无辜的，我们把他带到世上来，论责任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没有理由怪他。对孩子的未来我们基本不考虑，以前也想给他攒钱，但后来想想灰心了，他不会花呀！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学校老师，训练他最需要解决的生活自理。”

　　“我失去了挺多，但没什么遗憾的，因为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滔滔给我的”

　　“我很佩服滔滔的‘小姐姐’，面对一个令父母都无奈的孤独症孩子，她却无怨无悔地照顾了7年。她还风雨无阻地带滔滔参加各种训练班，而且甘愿在校外默默地等待着，滔滔的每一次训练作业她都细心地保存在一个个袋子中。那是怎样一种无私的爱心呀！滔滔是不幸的，但是遇到了这样的‘小姐姐’他却是幸运的。我从滔滔依赖的眼神中，知道了‘小姐姐’对他的重要。”

　　这是我在林萍的“家访随笔”中看到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学校就注意到了滔滔身边的小姐姐，她正在操场上被不肯做操的滔滔纠缠。小姐姐叫小丽，15岁初中没毕业就从河北农村来到北京，到1岁的滔滔家当小保姆。

　　“来北京前，我从没给人看过孩子，没想到第一个就是孤独症。滔滔小时候身体软得站不稳，不断地流口水，下巴都是红的，不会吃东西，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一天要尿湿十多条裤子，大便干燥，每天晚上得等他睡1个半钟头后，我把着他才能拉出来……唉呀，管他不光是体力上的累，脑子也很累，他一哭，你要不停地猜他想干什么，比下地干一天农活儿还累。”小丽笑笑，“我想，这可能是老天给我的惩罚吧。”

　　如今小丽已经22岁了。我问她：“你照顾了滔滔7年，和同龄人相比，你不觉得失去了很多了吗？”

　　“没想过。有时我回家和过去的同学聊天，她们谈论的都是明天去哪买件衣服，看什么电影，假期上哪玩儿。而我说的是孩子缺钙吃什么好，孩子穿什么衣服好。嫂子说我‘你知道你现在成什么了，你就是个家庭妇女。’”说到这儿，小丽忽然委屈地哭起来，她掏出纸巾边擦眼泪边抽泣着说，“说实在的，说没想过其实也想过，我也打过退堂鼓。几年前我带滔滔在山东临沂训练时，每天都要给他洗尿湿的十多条裤子，冬天的水多凉呀！那时我还失眠，一天只睡两小时，实在受不了啦。当时我老在心里说，坚持一下吧，再坚持一下吧。这事儿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

　　小丽不哭了，坦然地注视着我：“我失去了挺多，但没什么遗憾的，因为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滔滔给我的。”

　　“他会给你什么呢？”我大惑不解。

　　“他使我有了第二个家，我和他家人相处得非常好，我已认他父母当干爹干妈了。他们也拿我当女儿对待，我看电视时咳嗽几声，干爹马上拿药让我吃。每天晚上我睡觉前，干妈都嘱咐我盖好被子。有一次我带滔滔去景山玩儿，他的头摔破了，到医院缝了几针，他父母没指责我，但我吓得哇哇大哭，一夜没睡，他们还安慰我。我和干爹干妈的感情有时胜过我父母。

　　“他给了我自信，刚来他家时我是个15岁的农村孩子，懂什么呀？过去在农村时，家里来了客人我恨不得躲门缝里，见生人说话特紧张。现在我能自信地和任何人打交道，可以抬起头来看人了。我单独3次带他去山东的儿童孤独症治疗中心训练，一去就几个月，柴米油盐都靠我撑着。我在外面接触了很多人，学会了人际交流，还交了个知心朋友，她是天津的，也照顾个孤独症孩子，我们很聊得来，我现在见了她，离100米都会跑过去拥抱她，人这辈子有个知心朋友不容易。以前我接受不了人家叫我小保姆，觉得比人低一等，现在我认为服务行业也是工作，不比别人矮，谁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了。

　　“他还让我懂得了人的真情，有时候我真的拿他当自己的孩子，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不好，为这跟我父母都吵过。有一次我带滔滔回家，他把我爸的摩托车推倒了，后备箱摔破了，我爸说了句‘这孩子怎么回事？’我两天没理我爸。后来我爸跟我道歉，说‘我错了。’滔滔睡觉喜欢安静，他睡觉时我就把爸妈轰出去，等他睡着了才让他们看电视。我照顾滔滔，完全出于感情，他什么都不会表达，我也不需要回报。好多人夸过我，我认为做为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像我这么做，因为他比健康孩子需要更多的爱。”

　　小丽告诉我，她经常想，如果滔滔有一天忽然会对她说“姐姐，我以前都是装的，从今天起我就是正常孩子了”，那多好！

　　“这孩子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现在我一心想把自己贡献给社会，老想去做义工”

　　“多多是我的7个孩子中惟一一个残缺家庭中的孩子，虽不幸没有父爱，和妈妈也不住在一起，但他的姥爷却是个极慈爱的老人，是家里教育他的主力军。家访时，多多姥爷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和多多换一下，如果有可能。’他的话使我感受到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深情，听了后泪水偷偷地在我的眼眶中打转儿。”

　　我是从林萍的“家访随笔”中知道多多姥爷的。想和这位老人谈谈，我一早就在校门口等他，远远地看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多多的手顶着寒风走来了，一进校门，他就让多多问值勤的老师和看门的爷爷好，多多只会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提起多多的病，老人深深叹了口气：“嗨，他6岁前是正常的孩子，很聪明，我对他充满了希望，教他背《三字经》和唐诗，他背得很快，会背几十首唐诗呢。两年前他得了重感冒，忽然休克了，脖子往上挺。

　　到医院后，昏迷不醒，住院后医生给他作了穿刺，诊断为病毒性脑炎。他出院回家吃了医生开的药，就浑身抽搐。我就带着他四处求医。

　　儿科研究所的专家说，那家医院开的药不对，换了一种药。中医院中医说，西医开的药刺激神经，给开了一堆有蝎子、蜈蚣的中药，吃了没见效。又扎针灸，一扎就是几十针，他都被扎得有点儿呆傻了。最后去了家精神病院，医生说，属于智力问题。又带他去测试智商，医生问他什么都不回答，就把他的智商定为0。这孩子到底是什么病，至今还是个谜。”

　　多多的姥爷68岁了，退休前从事外贸工作，在多个国家工作了十多年。他本来计划着回国退休后和老伴每年出去旅游两趟，然后在家安度晚年。可自从多多因父母离异和两位老人共同生活后，他们就永无宁日了。

　　好不容易盼到多多上了培智学校，但他开学头一天就闯祸，先是满操场跑，老师逮不住他，只好给姥爷打电话求援。接着他又把同学的不锈钢水杯扔楼下摔坏了，姥爷刚东奔西跑地买了水杯赔人家，他把学校录音机的磁带弄坏了，姥爷赶紧找人来修。

　　“嗨，管他真是很累很麻烦，他毁了家里不少东西，座钟、音响都被他捅坏了，现在东西都不敢放低处。他离不开人，只要他在屋里玩儿，我就得搬把椅子坐门口看报纸。带他出去玩儿更累，他玩儿我也得玩儿，他跑我也得跑。带他去香山，我想在半山坡上歇会儿，他不干，只好跟他上山。凡是有小孩的地方不敢让他去，有一次他差点儿把一个小孩从滑梯上推下去。每天接送他得去学校四趟，中午也得接他回家，怕他影响同学睡觉。”姥爷说，“他把我的整个生活都打乱了，我看书时，他忽然有事儿就看不下去了；想写东西，他一捣乱就没心思了。我和中学同学几十年没见面，本想今年9月到庐山聚会，可我怕老伴一人管不了他，就没去成。”

　　麻烦归麻烦，但老人还是很念多多的好：“跟这孩子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有了很大变化，以前，我总想退休后在家安安静静地读读书，写写东西，现在我一心想把自己贡献给社会，老想出去做义工。”

　　老人告诉我，他看报上动员去内蒙古义务植树，就想去报名，但听说一去得半个月，有多多缠着没去成。后来他在一份内部小报上看到现代文学馆要招义工，就去了。

　　“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接待我的，他问我喜欢读书吗？我说从年轻时就喜欢，我还听过令尊讲演呢，所以很想来做义工。他问我喜欢做什么工作？我说可以值班。他说不缺值班的人，问我会不会编书目，遗憾的是我不会电脑。没做成文学馆的义工，我不甘心，又去多多的学校，要求看大门或者打扫卫生，校领导说我这想法挺好，但学校不缺人。”

　　老人不甘心地说：“下礼拜我中午就不接多多了，我得继续找招义工的地儿……”

　　采访这几位整天围着弱智孩子转的人，我的初衷只是想写几个为智障儿童“付出”的人，可结束采访时，却看到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的人，最终却都说“得到”了许多———被这些孩子改变了，升华了自身的道德境界。

　　这个发现令我震惊：道德升华的路径，竟是“给予”和“付出”！

    （文中孩子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