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去年年底公布的某计划名单中，现任行政领导占总人数的75%，而剩下的近70人中，有10多人曾经担任行政职务。人大代表忧心——

　　“我一直想不清楚，当官之后，怎么有那么多人，有了更多时间搞科研？”江南大学副校长王武代表坦言，“这中间恐怕会有大问题。”

　　“两会”之前，有媒体统计，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某项计划172个项目中，前两年的预算安排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项目后3年预算安排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占总人数的75%。在剩下的近70人中，有10多位研究人员曾担任行政职务。

　　“当官之后搞科研，恐怕不只炫耀学问这样简单。”王武举例分析，“在2009年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国科学院新增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者；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我见到听过很多这样的事，一些单位在推选重大课题评审专家时，优先考虑的是主要行政领导。” 

　　不仅是高校和院所，企业同样存在“官帽子”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现象。

　　“在该计划的参与名单中，高校院所的领导之外，总裁、副总裁、总经理，也不在少数。”南京三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师汪春耘代表认为，“这么多‘官’，涌入科研项目，是对学术和科研的不尊重。很多‘官’，会因为他们的帽子，让埋头做学问的专家‘黯然失色’。”

　　“他们能不累吗？既要带领中国大学冲击世界一流，还要亲自冲锋陷阵，带领中国科技攀登世界高峰。”有从事科研工作的网友这样调侃。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对该计划首席科学家有着严格限定，人数一般为1人，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投入科研项目。对于当官后有没有时间搞科研的问题，汪春耘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前几年，公司领导提拔我当研发中心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常常在冥思苦想一个课题时，一个电话过来，让我去开会。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你得马上把自己的思维从课题里拔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

　　为了专心搞科研，汪春耘辞掉了行政职务。这段经历让汪春耘更加质疑：“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研发中心的负责人，都没空搞科研，那些每天要处理各项事务的大学校长、公司老总，他们的科研时间从哪里来？”

　　在王武看来，“官帽子”搞科研，表明了行政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学术资源的分配，“从立项到结题，再到报奖，学术研究都体现出行政力量的运作”，只要是有了一官半职，就可以堂而皇之把自己的大名署在科研者的第一位，而后资金、项目、荣誉随之而来，“这样一来，可能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利益交换的链条。”

　　“‘官’‘研’不分，导致管理做不好，学问做不深。行政化、官本位向教育、科研界蔓延，往往会加深学术浮躁、急功近利。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近年来，国家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但有原创价值的科研成果不多。”汪春耘认为，“今后，申报科研项目，一定要严格把关，少点官员，多点坚持创新的科研人员。”按照汪春耘的观点，权力通吃，吃掉一切，只是吃掉之后，所有被吃的领域，就只剩下官帽子了。（记者 韩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