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管理科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国家民办教育重点课题协作会，1999年4月在北京举办了“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振兴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贯彻《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创新。研讨会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单位的关心与大力支持。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海波、中国教育学会顾问张健、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谈松华、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原主任邵金荣和上海教科院院长胡瑞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这些报告、专题发言对跨世纪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化改革，民办教育的法规建设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深入阐述。
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颁布实施，为我国民办教育的振兴和改革提供了大好机遇。迎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加强民办教育的理论研究，促进民办教育的信息交流，深入总结办学的有益经验，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服务，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服务，为民办教育理论的构建服务，开拓民办教育建设的新局面，“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振兴学术研讨会”1999年4月在北京召开。
与会人员就跨世纪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化改革，民办教育的法规建设，特别是即将出台的《民办教育法》亟待明确和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民办教育发展的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教育教学内容的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见解。本文对研讨会上各位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发言作综合评述。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今年纪念“五四”时对当今时代特征的分析和论断。《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引了这段话：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谈松华在对《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进行说明时指出：国务院把“科教兴国”战略摆在“最大任务”的位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就是江泽民同志讲话所指的关于21世纪世界范围内正在和将要发生的时代特征的深刻概括和论述。
一、科学技术正在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性变化，迎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朱光亚教授讲到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20世纪是“原子能时代”。到本世纪末，人类能源利用总量占的比重是1/4，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还是局部的。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人们又说20世纪是“航天技术时代”，但航天技术毕竟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全部。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就不一样，差不多是全方位的。他举军事领域的一个例子，海湾战争是现代战争，高科技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国防战略的调整。我们现在裁减军队人数，发展高科技，解放军原来的“三总部”改成“四总部”。新成立的总装备部就是搞高科技和新军事装备的。高科技不仅影响军事领域，更会影响到生产领域。
二、高科技对经济的影响，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形态“已见端倪”或“初见端倪”，指的是正在出现一种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速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制造业，超过其他类型的经济，预示着它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型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反映一种趋势，就是经济的增长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会减弱，而对科学技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凡科技优势、知识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引进的技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是，这种优势在知识经济发展、高科技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就会日趋减弱。因为产品中知识含量越高，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依赖作用就越小，产品价格低廉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当然越来越小。
谈松华研究员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说明了知识经济的巨大影响。90年代初，世界上普遍认为20世纪是“大西洋世纪”，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亚洲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以后，接下来便是“四小龙”，90年代以后出现“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们对亚洲经济一直很乐观。97年出现东南亚经济危机，很多人感到意外。泰国的外汇储备原来是240亿美元，一年之内减到20亿美元；马来西亚则20年积累的财富一年之内就没有了。他们的总理说：倒退了10年。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严重的情况?反思的结果认为：这些国家表面看来是金融危机，金融体系上出了问题，但是从深层来分析，是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就是说，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用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当劳动力价格提高，产品中高科技份量增加以后，参与竞争的相对优势就越来越弱，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就提示我们：高科技的经济发展加快以后，发展中国家原先的发展战略必须做出调整。
民族复兴贵在创新知识经济大潮正在拍岸，我们的教育如何应对?如何发扬创新精神和培养创新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尖锐的问题。谈松华介绍了最近中央准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所召集的十几个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些意见提得非常尖锐。我们怎样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发挥人的创造精神，这需要很好地反思。中科院一位所长提到：中国对人类的科技上的贡献，谈的是“四大发明”。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土地上没有一个人拿到过诺贝尔奖金。19世纪以来，国际上的重大发明，哪一样是中国人做出来的?最近公布的20世纪世界上100项发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份儿，这是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为什么搞不出这些创造?21世纪中华民族怎样实现伟大复兴?如果不提高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中华民族怎能实现复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李连字司长把“创新”提到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加快教育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教育；要从更高、更远的眼光来看世纪之交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要以江总书对教育、对整个中华民族提出的号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指导思想。
谈松华研究员说，现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为了提高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迎接21世纪的挑战。如果我们继续走过去那条发展经济的道路，只能拉大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重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现在大量的研究开发、新的发明创造，主要在发达国家中。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有的学者认为以后会出现两类国家：一类叫“头脑国家”，专门是搞发明创造的，大量成果是这些国家所创造；另一类叫“躯干国家”(受头脑支配的)，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发明创造。
中国的情况呢?谈松华认为，80年代我国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先进的装备、先进的技术，大量都是引进的。根据国家科委的调查，90%以上单位对引进项目没有能力吸收消化，仅仅把设备引进，安装，生产。即使像“宝钢”那样专业技术力量很强的企业，有2000多专业技术人员(100多位博士和博士后)，现在能够吸收消化，自己可以制造达到国际同等水平，但是“宝钢”还没有完全自己独创的技术，其他企业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本来就不会是最先进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引进上面，只能拉大差距。中央突出强调提高民族创造精神、创新能力，要创建国家的“创新体系”，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这就需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科技教育，改变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格局。
创新精神和能力靠的是人才，而人才培养和输送主要依靠教育。这方面谈松华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
强调整个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要求，培养的内容、方式、评价标准等，必须根据时代要求，考虑如何实现这方面的变革。
二、培养各类人才，培养创业型的高素质劳动者，高层次的创造型人才。
人才培养，当然是“各级各类”的、适应各方面建设需要的人才。特别强调创业和创新，也可叫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从人才培养来讲，一种叫“创业型”劳动者或“创新型”人才。去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现在培养的大学生，要实现从寻找工作到自己创新工作机会的转变。这就是创业的能力。我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恐怕还要多一个转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是等待分配工作。现在提出自主择业，不是等领导、政府帮忙安排，然后发展到自己创造工作机会。
谈松华认为这点更重要，劳动就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突出问题，“结构性失业”还要继续加重。教育既要促进科技进步，又要为缓解就业作出贡献。培养学生的自主创业能力，就是教育要解决问题。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在就业市场上究竟竞争能力如何，创业能力如何，这是对教育的挑战。
深圳的“华为集团”是计算机公司，是北京几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办的。开始时只有十几个人，十几万元人民币起家。现在已经发展到60几亿资产，几千个人，今年要调入10 00名大学生。这批年轻人，不是等政府分配工作，而是自己创业，还能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如何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这是一个例子。
知识创新体系究竟需要怎样的创造型人才呢?第一种，在本领域内有能力驾驭全局，能领导本领域进入世界前沿的，叫“战略型人才”、帅才。这种人不一定是非常专门的尖子、专家，但有战略头脑，能运筹全局，能看到发展的前途，能领导这个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例子是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他并不是搞计算机的，现在计算机软件领域里他是世界第一，40岁就成为美国首富。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说，中国的比尔?盖茨希望能出在上海。
第二种，在科技领域有攻坚、突破能力的拔尖人才。一般说，技术领域里处于同一水平的人并不少，再往上突破，走到最前沿，培养这样的人就比较困难。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第三种，有科技知识的企业家和有经营头脑的科学家。今后的高科技企业，企业家不懂科技很难领导好这个企业；只有科技知识而不懂经营也不行。
第四种，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知识经济需要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等。中国的硬科学同国外有差距，而软科学、软技术(就是管理)和国外差距更大。中国需要一大批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我们学校培养管理人才，不仅要有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要有任各方面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包括技术革新能手，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劳动者。
造就这样一支创造性人才队伍，需要有培养这支队伍的师资队伍，这在教育振兴中是非常关键的。关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有一些措施：
1?吸收学术带头人。科学院提出从国内外吸引600名学术带头人。每人3年给800万元，一年每人给200万。这200万不是给他个人的生活费，其中包括科研经费，包括聘请助手的经费。这个投入的强度是比较大的。朱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时说：这个钱一分都不能少，但吸引的人才必须能够创新，更拿出创新成果来。
2?设立特聘教授岗位。主要是聘请有攻坚、突破能力的优秀拔尖人才。
3?精选骨干教师队伍。从科学院的40000多人中精选9000人；高校也要从教师队伍中精选一批骨干教师，如大对他们的支持力度。
4?提高研究生的层次。基础教育的质量我们还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只有9%的人能上大学，所以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我们的博士生同国际比较，就差得很远。培养创造性人才队伍，主要后备来源就是博士生。现在清华、北大每年毕业的本科生2000多，比较好的500?600人到国外去了(主要到美国)；第二层次的到外资企业；其余的就考硕士生。硕士生毕业，去向大体上也是这样，生源就不是最好了。所以要下决心提高博士生的层次。
5?派遣高级访问学者到世界一流大学。派遣系主任一级、研究所所长一级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级的业务骨干，到世界一流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掌握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对这些访问学者，保障的强度比较大，能满足他在国外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不用去打工。作法要像80年代初一样，现在从国外回来一批业务骨干，就是80年代初出国访问的。下世纪初再派一批人出去，把世界前沿的知识学回来；同时也要聘请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来国内做客座教授。
三、教育提供知识贡献。
提供知识贡献，就是指直接参与知创新和技术创新。主要是高等教育。现在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实行产、学、研相结合，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参与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高校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现在正在运作，而且正在提出每年争取有2～3所高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团上市。朱总理多次说过：工业经济时代，要学校办企业是很困难的，像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主要靠科技的投入、知识的投入，这在大学是有优势的。许多高科技产业创办时，资金投入并不多，像“微软”公司开始投入只有十几万美元。直接参与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对整个教育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教育、科技和经济相结合。这种结合，在高等教育表现为产、学、研的结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加强学校教育和企业、科技、经济的结合。美国的中小学已经让学生到企业去参观，让学生了解股票是怎样运作，金融活动是怎样运作，企业是怎么运作。最近开座谈会，中国医科院的一位院长说：吸收中学生参加医科院的课题研究，很有好处。这些中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有许多新的创意；让这些人参加，可以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我们的教育应该改变单纯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解经济、科技、社会实际，人能培养他们今后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教育是否应当直接参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必须对“科教兴国”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一般认为“把科技教育搞上去，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这种理解并不全面。李连宁司长强调全面理解“科教兴国”：一方面，国家要兴科教；另一方面，科教要为兴国作贡献。教育界同志往往强调国家首先兴科教，而忽视教育如何更好地为兴国作贡献。我们要通过振兴教育，改革教育，为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社会对我们的支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宣传教育发展比较多，而教育怎样为经济作贡献讲得非常少。前不久，黑龙江教委主任在开会时讲：教育为经济作出贡献，往往社会并不了解。比如说，大庆油田的井喷，由于工人技术不到位，每年要损失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一个采油队或某个油区花上几百万元，建一个采油的培训中心，让工人经过训练再上岗，结果是井喷大幅度下降。收到的效益，我们就没有注意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民办教育的发展，已为国家，为社会，还为教育资源的筹措，为就业压力的缓解作出的贡献，应该作全面、客观的分析。
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主旋律。它是不是仅仅为了纠正“应试教育”弊端而提出的呢?它与培养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有关系吗?为什么要“全面推进”?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李连宁司长谈了自己的看法。
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素质教育的推进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它至少意味着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是从过去主要推进体制的改革，开始转移到以教育、教学为重点(并不是说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还要深化和完善)；二是从过去比较重视规模和速度的发展，转移到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
近年来，江泽民总书记特别强调创新，把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核心就是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这对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不仅要提高受教育者的水平，而且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特别是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李司长直率地发问：现在的教育能不能适应提高民族创新能力的要求呢?应当说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如果不对教育思想、人才培养模式作根本的改革，受教育年限增多并不等于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如果培养人才的模式不变，顶多也就是培养了更多死记硬背的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其核心和根本宗旨就是围绕提高人们创新能力来考虑。如果这样定位能够形成共识，素质教育的理念扩展到各级各类教育，就是“水到渠成”，大家不会有什么争议了。素质教育，不仅仅为了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端，也不仅仅是在中、小学圈子里做文章，从“面向未来”的角度看，认识上还要深化。
全面地推进素质教育，首先要搞清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内涵。李连宁说，素质教育概念上的争议，大家讨论比较多。有人说，今年“全教会”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定风险。素质教育的理念能不能满足“全面推进”的需要?我们教育战线能不能接受这个理念?素质教育的本质内涵，或者说基本内涵，应当是什么?(一)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面向少数人。
这个命题涉及到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关系。我们讲民族创新能力，是建立在国民素质整体提高基础上的。从教育来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也不能只盯着小部分的“尖子”学生。这个理念过去讲得比较多，大家的认识比较容易一致。
(二)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我们现在的教育，德育方面比较“虚”。仍然受着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困扰，效果比较差。
体育方面是“弱”。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学生体系的发展并不完全平衡。小学生近视率近1/3，初中生近视率是50%，高中生近视率是2/3。有一些资料表明，现在我们青少年的身高，平均低于日本2公分。孩子由于营养结构不合理，由于课业负担过重，身体素质的发展很不均衡。中央领导对青少年的体质状况非常担扰。
美育方面是“无”。美育不仅仅是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不仅仅是培养审美情趣或情操；实际上美育对开发智力、促进想象力，培养形象思维能力，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过去讲美育，仅仅是从审美角度来对待。
智育方面呢?是“扭曲”。在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智育转化为激烈的升学竞争，而升学竞争又转化为教育过程中各级各类考试竞争。这样的“指挥棒”，使我们学生的考试能力非常强，而终身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去开发、收集信息的能力，还有交往的能力，合作能力，等等，都非常差。
(三)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
下一个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实际上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我们的教育思想，如果不转移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上来，还是在培养死记硬背，仅仅注重知识，就难以应付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有同样问题。朱总理特别指出中小学的质量要提高。因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
培养创新能力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基础教育与创新无关。我在很多场合对国家创新体系提建议，因为创新体系中提到高等教育，点了职业教育，惟独没有基础教育。用一句玩笑的话说：知识经济同高等教育热情拥抱，跟职业教育亲切握手，跟基础教育只是远远地招招手。规模最大的是基础教育，有2亿多在校学生；职业教育是1000多万，高等教育是600多万。如果只盯着600万和1400万，忽视了基础知识的传播和应用，2亿多学生不管了，你怎么创?人才怎么出来?还有一个误区：在个别情况下，把创新抬到比较过分的高度。讲什么都是创新，别的都不讲了；甚至基础教育原来传统优势??基本技能、基础知识也不讲了。有一些学校开出创新课程，把创新和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两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割裂开来了。还有些大学开了创新学，好像学了创新学就能创新。这样的理解比较肤浅。我们应当把创新意识的培养融贯在基本技能、基础知识的教育过程中；尤其，要尊重学生的好奇心，开发他们的想象力，鼓励他们的求知欲，使他们逐步树立创新意识。我们要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但决不能让它替代其他能力的发展。终身教育的能力，合作的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国际交往的能力，都是我们素质教育里要全面提高的。
(四)素质教育是尊重个性的教育。
尊重个性，就是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发展的主动性，承认他作为个体的差异性。没有对个体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创新是创不出来的。我们现在“一刀切”的教育，一个模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没有任何创新意识，或者说创新意识很弱。我们曾经组织很多管理干部、转业干部到国外去培训，老师讲完课请大家提问，结果没有人提。这同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有关。国外的教授十分惊讶，说：我教了十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局面。有一幅漫画画了一个圈，问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这是什么?他们答，这是苹果，太阳，月亮……各种各样的想象都有；问到中学生，他回答这是零，或是一个圈；问成人呢?他什么都不说，“看不出来”。其实不是看不出来，而是不敢说。他会想：我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果说错了，“面子”往哪里搁?年龄越大，创新意识包括求异意识没有了。德洛尔的报告里讲：教育既能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也可能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现在的教育，就是在压抑甚至扼杀我们的创新精神；其核心问题在于不尊重个性，不尊重差异；不让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什么都循规蹈矩。
(五)素质教育是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
教育不能仅仅为了让受教育者谋职、升学，我们要对他的一生负责，为他终身的发展奠定基础。现在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可以说就是让大家去追求一个好的工作。下岗职工为什么“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实际就是为了供孩子升学，让孩子将来谋一个好职业。这种思想不能批评，不能怪人家，正常的理念是可以接受的。家长可以有这样的愿望，但我们教育不能跟着走，要与推进终身学习化的社会、终身教育的体系联系起来。
教育改革制度突破教育改革，体制是首要的。李连宁司长提出：要使教育振兴，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构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能够适应21世纪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非常重要。就是说，通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样一个“灵魂”，使整个教育体系活起来。
一、加大地方的统筹权。
80年代中期，我们曾把基础教育交给地方。以乡为单位，“两基”的普及已经达到90%；初中阶段的普及率也在提高。而高等教育事业仍然主要由中央管理，这就形成教育体系内部的尖锐矛盾。应试教育越演越烈，不怪家长，不怪教师，学校也不得不在这种模式下运行，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他们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都是你们造成的。”根子是体制上的不合理。要把高等教育的发展权和管理权放给地方。只有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加大地方的统筹权，才能使体制真正活起来。
二、让学校活起来。
不仅要给地方放权，也要给学校放权。推进素质教育，为什么说要从经验推广的模式转变到科学和法制化的轨道?不能像以前那样，全国“学大庆、学大寨”。现在要求全国学烟台，学汨罗，不是学模式，而是学改革精神。通过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让素质教育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我们不仅理念上要尊重个性，事实上也要尊重个性，让每一所学校活起来：
第一，给学校课程设置权。设立一种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结构，交给学校一定比例，真正办出你的特色来。现在的所谓“特色”，都是在挤占时间，或者说是增加活动量。当然，国家课程是一个基本要求，强调基础性，考虑到普及性要求，但还要考虑学生发展的要求。
第二，教材选择权。如果教材还是“一刀切”，“特色”无从谈起。将来，教材多样化，校长可以在公布的目录里，根据教师的特点、特长，选择适应本地区、本校的教材。
第三，毕业考试权也要逐步还给学校。小学毕业统考，初中毕业会考，高中要会考，学校连发毕业证书的权力也没有，校长还办什么学?有一个中考，一个高考，够我们“团团转”；毕业就不要再统考了。把毕业考试权还给学校，首先从小学和初中作起。高中会考也要调整和改进。你如果担心学校考题质量有问题，可以抽查，进行评估。事情多着呢!何必用考试指挥一切。
课程设置权、教材选择权、毕业考试权还给学校，教学上就可能“松绑”；如果教师聘任权交给学校，可能更活起来。当然，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如何对校长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让教师参加民主管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先把权放下去，这是把教育搞活，搞出生机、活力的先决条件。
三、办学体制改革呈现多样化局面。
基础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的格局和思路上，我们已慢慢清晰。可以作这样一个定位：
(一)学前教育阶段。政府主要办好骨干园和示范园，给其他类型的幼儿园提供示范性参照。鼓励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发展幼儿教育，比例上可能社会是大头，政府是小头，维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就够了。要把发展幼儿园的眼光放在农村。因为农村出生率开始下降，小学入学率明显下降，这给我们发展学前教育带来机遇。学前教育这一块是非义务教育，可以适当收费。3?6岁这一段，是孩子智力发展最快的时期，如果这一阶段教育放松了、忽视了，后面弥补起来就比较困难。城市幼儿园的萎缩是正常的，并不意味入园率的降低。这样一种机制下，优胜劣汰可以进入良性循坏。
(二)义务教育阶段。坚持政府办学为主，鼓励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办学体制多种形式的改革实验学校作为补充。现在强调“免试就近入学”，绝对不能忽视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应该根据我们的条件，逐步满足这些选择需求。目前，我们从推进教育机会均等这个角度，对选择权的限制还比较多，但绝不意味可忽视或否定这种选择权。这也是民办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依据。
公办学校的改制，同薄弱学校改造结合起来，同学校的特色创建结合起来，这也是允许的。这个问题上要扬长避短，趋利除弊。如果我们保留或基本保留原有初中的规模，而依托重点学校接收或承办薄弱学校，逐年缩小重点学校的初中部分，可能会更平稳些。这样的“分离”，对高中阶段规模的扩大，满足现在对高中阶段强烈的需求，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要权衡利弊，看到它有综合性的效益。应允许依托重点学校承办薄弱学校，也可依托公办学校联合、合作举办民办学校，前提是不影响本校质量和规模。有人提了个法律问题：法律有没有规定学校可以再办学校?可以回答的是：至少目前法律还没有规定学校不能办学校。
(三)高中阶段。主要也是政府办学。增加规模主要通过发展民办高中来实现。如果按数量的感觉来区分，幼儿教育政府办是小头，社会办是大头；义务教育政府办是大头，社会办是小头；高中阶段则逐步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
高中阶段，我们不提倡公办学校改制。个别探索可以，总体上，政策指导上，我们准备提出高中阶段不搞办学体制改革。因为本身就是选择教育。另外，高中收费要适当放开，经费筹措解决了。
有上述体制上的保障，就会为我们建立一个具有生机活力的体育体系。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国民办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谈松华副主任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机遇方面：
(一)政府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世纪之交，对民办教育将会加大支持力度。对《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讨论中，很多民办学校反映：“16字方针”实际执行中，前面8个字太软，强调了后面8个字；即“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比较虚，不是很实。
对民办教育的发展，在“振兴行动计划”上，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方针；国家将进一步放开高中阶段和高等职业教育。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提出：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产业化运作，实际上是让非义务教育阶段更多地放开；让社会参与办学，也包括让社会来承担教育成本。这样的方针，会给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提出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来发展，特别是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上。
(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对高层次、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会更多；加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差距的拉大，教育需求会变得多样化，这就为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前几年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产生一个结果：国内满足不了社会的这种需求，国外跑来争生源了，他们看好中国的生源市场。
(三)社会有一定的支付能力随着国内教育消费的启动，把这种支付能力转化为教育资源，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粗略的算法：国内居民存款是50?000亿人民币，消费中摆第一位的是子女教育，存款用途包括有的家庭准备送子女到国外留学。
国内市场现在商品都是供大于求，惟独教育是供不应求，有的专家建议启动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认为这是教育发展的机遇，对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是一种机遇。
面临的挑战：
(一)如果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分担原则，公立学校收费也放开，就会引起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在新的条件下竞争，对民办教育提出的要求会更高。
(二)公立学校如果放权搞活，包括一部分学校办学体制的改革(以前叫公立学校改制，现在叫办学体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这对民办教育又是一种挑战。
(三)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更加侧重于教育质量，这对一部分民办学校是生存考验。
民办学校在90年代发展比较快。在世纪之交，民办学校向社会交一份什么样的答卷，这是一种检验。必然会有一部分学校办得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竞争力，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而有些学校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情况、条件起了变化，民办教育究竟怎么搞，要根据新的条件来调整发展路子。
民办教育前景广阔发展民办教育，不可只凭主观愿望，要从需要与可能等方面，进行可行性的分析与探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杨海波，发表了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意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教育国，在校学生3亿多。但我们国家还不很富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与教育发展的需要之间有差距。这个问题今后还会长期存在。
《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提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本世纪末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即使达到了，从世界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看还是最低的，所以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
实践证明，要把教育搞发达，光靠国家不行，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才能缓解这个巨大矛盾。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也不是国家把教育包下来，他们私立学校占的比例很高。日本私立大学教育占近7%，韩国超过70%。他们对教育的投入比我们高，也靠社会力量来办学。政府对私立民办学校的发展提供必要资助，值得我们借鉴。
目前中国的教育也是一个大市场。许多国外教育机构都来了解和研究我们的教育市场，而且行动起来了。经济建设中，我们要拉动“内需”；教育发展也必须拉动“内需”。知识经济在中国已初见端倪，这逼着我们教育战线必须进一步改革。老百姓对教育的看法也不同了。比如农民已经不满足对于孩子的9年义务制教育，他们要求上职业大学。
杨海波副主任还谈到当前教育的一个热点??民办高等教育。只要办学能够适应社会需要，有明确目标，就会得到社会认可，得到发展。
我们的大学生，基础知识比较宽厚，这是优势。但最缺少的就是动手能力，有理论知识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要求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对大学生要求就比以前高了。西安有个民办翻译学校，白手起家。当时郊区有个工厂停止生产，他们买过来办了一所大学。96年这个学校规模还不到1000人。去年，全国报考的学生有6?000多人。现在，这所学校有13000名在校生。为什么会办得这样成功?原因就是适应市场经济，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第一，所有学生外语必须达到等级，会说会用；第二，办公自动化，每个学生都得学会；第三，学生毕业都要有驾驶证，会开汽车。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有人来预定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在学，只要能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就会出现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上大学的占适龄青年的比例人数，100人当中只有7?6人，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8%。如果现在有几百万大学生在农村阵地，在乡镇企业，那我们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适龄青年100个人中有90多人上不了大学，有的考试差零点几分就被筛下来，这合理吗?知识经济即将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有个大发展，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
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国家的投入也还是“吃饭财政”。发展民办高校，应当说是深化高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想一下，到2010年，我们适龄青年在大学中的比例能不能达到25?30%?知识经济到来，大学的发展是关键所在。把一部分国家没钱办的国有大学改为民办学校也可以，叫做“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不是很好吗?多元办学不拘一格发展民办教育，应当打破过去政府“一统”的办学观念，形成“多元化、多渠道、多形式”的格局。对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杨海波副主任认为：
发展民办教育的积极因素很多，国内出现的、具有比较先进的思想，符合国情要求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就有办学的积极性。北京有个“南洋集团”，已经办了6所民办学校，包括大学。还有民主党派，对民办教育的积极性也很高，已经办了不少民办学校。还有一些社团组织和个人，都想发展民办教育。
有些学校也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北京东郊有个管理学校，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合理地利用学校资源为民办教育服务，已成为民办教育发展中心。
还可以与华侨搞国际合作。有的华侨说：“老一代华侨是担心就是子女的教育。他们的汉语不行，中国字不认识了。建议能不能在中国或者北京办一所国际型的大学，教汉语，教中国文化。不要让我们的子弟与中国文化断了线。”这个要求很合理。
加强国际合作，发展民办教育。现在加拿大跟中国合办了电力学校，取得很好成绩。
应该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统调动起来。需要制定一些宽松的政策，为民办教育创建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
原教育部党组成员、教育学会顾问张健认为，民办教育的发展要与经济体制和构成相适应。我们的教育是以公有制为主，以政府办学为主，其他的社会力量办学，包括民主党派、公民个人、，都可以依法办学，叫做“补充”，将来可能叫做“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在西部经济的发展，可以考虑私有经济的比例更多一点，最近也号召外国投资企业面向西部。我个人看法，将来我们的“211工程”中，一流大学当然是国家级或省一级的，一般高等学校既可以公办国有，也可以民办，或者企业赞助。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
健全法规完善机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杨海波副主任，对于发展民办教育的法规，从宏观政策面上做了认真考虑。他的建议是：
第一条：《民办教育法》早点出台八届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把《民办教育法》草稿交给九届人大常委会；九届人大常委会已经列入议事日程。应当早日出台，把民办教育纳入法制轨道。许嘉禄副主任很重视，专门出去调查了民办教育问题，例如民办教育的地位、作用、性质等等。4月22日《人民日报》第5版，整版都是民办教育，提出的问题都是民办教育当中需要规范的问题。希望通过大家的实践来充实《民办教育法》，希望这次研讨会把这方面意见集中起来，送到教科文卫的教育室，作为进一步修改《民办教育法》的参考。
第二条：搞一个全国性的民办教育机构前几年，8个民主党派有“先见不明”，写了个报告，要求建立“全国民办教育协会”。现在来看，建立全国性的机构是必要的。叫什么名称可以研究，我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协会”。建立起来以后建议做几件事情：
一是为民办教育服务，而且提供优质服务。你们有些话需要讲，中央部门那么多，向谁讲呀?“协会”可以集中起来向中央反映，向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反映。
二是做联络团结工作。交流信息、交流经验、通报情况，大量的信息可以上网。向有关部门宣传、交流，扩大民办教育的影响。
三是不定期地开一些民办教育研讨会。把问题研究透。组织力量搞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写出解决方案，协调实施。
四是适当做一些评估工作。对办得好的民办学校给予奖励。
“协会”要充分尊重办学的自主性。对下面的积极性只能作“加法”，不能作“减法”。
第三条：加强国际交流，把国际交流的渠道打开。
热点研讨促进发展民办教育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大家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一、关于教育“产业化”原教育部党组成员、教育学会顾问张健说：教育产业化问题，大家认识不一致。有的认为教育不能产业化，教育只能是社会公益事业。我最初也不太同意提教育产业化。上海最近对教育产业化提得比较多，在这一方面思想比我们解放。教育是以培育人才、开发智力为主体的产业，是最大的产业。知识是不是商品?我认为有两重性，要具体分析：有的知识就是商品，比如实用技术知识，职业知识，司机驾车的技术知识，而道德教育、思想教育这种知识是公益性的，不属于商品。跟物质生产直接挂钩的、起到社会经济效用、能对提高产品质量直接起作用的，这种知识就是商品。
什么叫产业?产业就是要投资。投资不仅要有回报，而且要利润。回报不仅包括对社会贡献人才，贡献劳动者，投资者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合法的物质利益。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这所学校世界公认是发明创造、市场产业化参与程度最高的学校。1990年开始，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每年开140个公司；94年吸收就业110万人，创造的总产值是2302亿美元，相当于世界24个国家的总产值，而且都是高技术的。技术、知识、信息，这3个是现代经济生产的基本要素，依靠高等学校发展高新技术，这是美国现在经济最大的特点。因此，对高等学校应有一个新的提法：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进行科研技术开发的中心，而且还是高科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有人提出，今后的一流“王牌”大学，可能是新世纪社会进步，生产颊沟亩?χе?恪?
李连宁司长的观点是：随着知识经济越来越临近，教育作为一种先导性的、基础性的与知识经济密切联系的、具有产业性质的事业，会越来越明显。目前，在产业化上，主要还是围绕为教育服务的一些产业发展上作文章，比如远程教育、计算机教育、软件开发等等，从为教育服务的产业的发展考虑。
二、关于教育的“股份制”教育搞股份制合适吗?张健认为，试行阶段教育结构是复杂的，这种办法可以考虑。
教育部李连宁司长看法是：可以试验，可以探索。他研究了所有的股份制办学的材料，看到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合作办学，只不过用了“股份制”的概念，显得新鲜。讲到底，就是给点利息。共同出资办学，就是合作办学。戴股份制“帽子”也可以。
三、关于教育“不以营利为目的”李连宁就教育“不以营利为目的”问题回答了代表的提问。他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能有节余。不能把高收费的学校等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收了钱，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把学校的条件搞得好一些；可能还有节余，就继续用于学校的扩大和发展，这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什么情况可以认定是以营利为目的?就是办学建立在分红的机制上。有些学校，教师集资，年终把收的钱拿来分红，分到个人腰包，就跟企业一样了。还有一个观点：应当允许在银行利息、国债利息利率幅度内，给民办学校或投资者一种补偿或奖励。我看不要讲分红。投资者想赚大钱，就不要来办学。但应该考虑到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给一定的补偿、奖励，定位在补偿和奖励上，是鼓励的措施。
四、关于民办教育的投资回报问题《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都说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这是对的，不能拿教育作手段去赚钱。张健的看法是，应当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教育数量的发展；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四有”新人。在这个前提下，投资有一定程度的、轻微的回报，值得考虑。我们的目的是让教育更快地发展。
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依法规范投资回报的行为；另一方面，确实要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角度，探索既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又能给投资者一定补偿以鼓励其积极性的一些措施。利息，这是一种方式；还有，政府在一些开发项目上给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说，给一些宽松的政策，这也是对他办学的鼓励。不要仅仅从“投资回报”这一点上动脑筋。
五、关于民办教育的“滚动发展”李连宁认为，即使不用“滚动发展”这个概念，民办学校也可以根据法律，通过教育资金的自我筹措，实现滚动发展。
除此以外，民办学校还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筹措资金，但必须合法。比如说，捐资助学、学校建设基金等等。但“储备金”这种方式后患比较大。95年有人到广东调查后下发文件要治理，当时没有很好执行，现在看来问题很多。有些家长就认为，学校办学收进学生是你政府批的，造成的后果政府要承担责任；所以一有问题就来“围攻”政府。将来，民办学校办学设立完善的经济担保，对一些投机取巧的，可能携款潜逃的，不能不防，事实上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设立适当的经济担保，能够给社会一种安全感。“滚动发展”和“不以营利为目的”不矛盾，不存在“新的突破”，因为不以营利办学，不等于不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筹措学校建设和发展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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