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一项针对早期儿童发展政策和实施评估的研究发现,中国针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仍有不足,且多数依赖地方财政,从而导致了较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除此之外,各项政策的监督和达标情况较差,评估体系尚待完善。
这份报告是在10月底由世界银行高级教育专家公布的。该研究是世界银行利用SABER评估体系,对各国教育政策进行评估的结果。所谓的SABER体系,是通过收集和分析各国教育、社会保障、儿童保护等各相关系统的政策数据,结合实证调研,对儿童早期发展政策和实施情况所做的评估。评估共涉及政策环境、政策实施、监测与质量保障三个方面。
研究发现,中国为早期儿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具有较为完善的框架体系和明确的发展目标,但部门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世行高级教育专家梁晓燕指出,负责学龄前儿童早教工作的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妇联等三个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其实都是各干各的”。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委员会”形式组成,并没有实际的执行能力,导致经费支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条块分割。此外,NGO和政府之间也缺乏协调机制。
而在公共经费投入方面,中国幼儿园的在园人数占了全国在学总人数的13%,却仅有2%的教育财政投入,59%的早期教育经费均来自家庭和社会;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却以12%的学生数量,获得了近22%的教育财政投入。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高级顾问杨一鸣指出,投资学前教育的经济收益最大,但却并未得到充分的财政投入。
不同地区和城乡间差异较大
研究还发现,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机制多为项目拨款。这意味着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对学前儿童的早期发展,并未建立类似义务教育体系的生均拨款机制。梁晓燕说,调研中发现,生均支出是否足够,往往决定了幼儿园能否聘请合格的教师,而这又会影响教育质量。
此外,财政投入中,又以地方财政占大头。这导致了学前教育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据贵州省教育厅学前教育处处长谢旌提供的数据,贵州省在2011年-2015年间,对学前教育的总经费投入为77.18亿元,其中,中央投入32.1亿元,各级地方财政投入为37.3亿元。
而此前世界银行一项针对北京和昆明两地幼儿园“学习活动、对孩子的照料情况、语言能力培养和教室空间及设施质量”等四项指标的调研表明,北京幼儿园园生的四项指标评分,均不同程度地高于昆明幼儿园,有三项指标北京幼儿园的得分都达到昆明幼儿园的近2倍或超过2倍,差距最大的评分差距达2.68倍。
梁晓燕说,在调研中发现,优质廉价的幼儿园往往分布在城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无法入园。她举例说,作为员工福利而设立的“机关幼儿园”仍然存在,它全部由政府出钱,但是能进去的“既不是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没关系的孩子”;反之,弱势群体儿童往往只能进入质量较差的私立幼儿园。
对此,谢旌和甘肃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二处处长苏锋都呼吁,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由中央来“兜农村的底”。苏锋说,现在往往是中央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后要求地方配套,但是地方财政“实在是没有能力”。
谢旌说,贵州省的地方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非常大,但因为财力不足又导致了新债务的产生,尤其是县级财政承受较大的压力。她指出,由此导致了教师存在巨大缺口等一系列后果:包括公办教师还差3万多名,民办教师差1万多名;又如在贵州毕节,虽然新建了18个幼儿园,却因没有器材而无法开园,从而造成了普惠性资源流失,未立案不合法的“黑幼儿园”则滋生泛滥。
此外,谢旌还指出,部分县级政府因为债务压力将公办幼儿园托管、改制,或热衷于由政府购买服务。但谢旌认为,这不仅导致了政府职责的缺位,甚至“打着改革的幌子”,使学前教育成了另一个腐败的“增长点”。
政策评估体系犹待完善
世界银行的这份研究发现,中国在学前教育政策的检测和质量保障方面犹待加强。梁晓燕介绍说,目前各省均有三级优质幼儿园评估体系,但是却缺乏幼儿园的最低质量认证标准。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幼儿园是私立的,却没有全国性的强制质量评估系统,很多私立幼儿园并不参与评估,“连最低的标准都无法达到”。
在已有的数据中,贫困地区幼儿园在师生比、教师资格方面的达标情况都比较差,另外,在建筑设施是否符合标准等方面甚至没有数据。研究建议,应建立和完善政策评估体系,对幼儿园设立最低质量标准。
此外,作为“准公共产品”,外来儿童的学前教育保障也备受关注。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学前教育干部瞿佳杰提出,要建设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不仅需要教育系统,上海还建立了由人口、计生、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对学前教育的规划、财政投入、项目建设等进行整体决策,并开展相应的绩效评估。
据他介绍,目前上海在园的50多万儿童中,非本地户籍儿童占了43%。因此上海创设了摇号、积分进入有余量的公办幼儿园、民办三级幼儿园等多种机制,降低流动儿童的入园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