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工字厅东南方土山下，耸立着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石碑正面刻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十个大字，背面刻有王静安（即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先生所撰的碑文。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者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十年动乱中，此碑被作为“四旧”推倒；1980年4月，由清华大学修复。

　　1922年，王国维45岁，受清逊帝溥仪之召，入故宫担任五品“朝官”——南书房行走。1925年，清华筹建研究院，胡适介绍他来院任教。为此，王国维曾往见溥仪，乃“面奏谕旨，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这年4月到校，局于清华之西院。当时校方曾希望他能担任研究院的院长，先生“以院长须总理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而专任教授。研究院主任由吴宓担任。但据吴宓说，那时“院务草创，梁陈诸先生，均未在校，一切规划，均请示先生而后定”。

　　王国维到院不久，梁启超也正式应聘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继之而来的还有刚从海外归来的赵元任、陈寅恪两先生。王、梁、赵、陈四位教授，均称为“导师”，以示其学术地位高于一般教授。

　　清华研究院经过一番筹备，于1925年9月14日正式开学。教师除上述四位教授外，另有讲师李济，助教赵万里、浦江清。据清华《研究院章程》记载：“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关于科目，“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因为当时只设“国学”一科，所以人们称之为清华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教学采用“导师制”，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王国维在两年的任教内，先后指导学员研究的学科范围有《经学》（包括书、诗、礼）、《小学》（包括训沽、古文字学、音韵学）、《上古史》、《中国史学》等。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正是他精力饱满，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之际。在这两年内，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耶律文正即元初名臣耶律楚材）转人《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青（四方边远之地）金石文献之考证；先后完成《西辽都城虎斡耳朵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盂鼎铭文考释》、《克鼎铭文考释》、《蜀石经残拓本跋》、《宋代之金石学》、《金界壕考》、《鞑靼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等近40篇著述。这些著述后来大都分别收人《观堂集林》、《别集补遗》等书中。由于教学上的需要，他曾把1917年前后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商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等文整理成《古史新证》一书。1926年，还曾合《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圣武亲征校注》为一书，书名为《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

　　正如周传儒先生所说：王国维先生的“甲骨钟鼎学，流沙坠简学，元史学，西北地理，皆为近代绝世之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拥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教授，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艺创立的同类学校。

　　1927年农历五月二日夜，王国维看完学生试卷后，写了一纸遗书藏在怀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王国维的去世，海内外学者多为之震悼。陈寅恪在挽词中一开头写道：“汉家之隔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们悲遗志。”结句为：“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自沉评论说：“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后来也有人提出：“王氏无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自觉地充当了封建主义者的工具。……最终不得不在极度的矛盾斗争中自杀。”总之，人们对王国维一生有毁有誉。但无论如何，他在学术上的回成就是应予肯定的。然而，在新旧制度变革和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中，他却发出“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悲叹而自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原载《文物天地》第4期

　　转引自《清华人物志》（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

　　【编者按】

　　王国维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以身殉他曾经热爱的“文化”，他的“气节”亦被众多学人理解和赞赏，但从世俗的角度理解，他未免迂了些。“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亦让一般人难于理解。

　　或许这正是他的意义所在。人总是有精神的，精神的光芒是超越一般人的思维的。他留给后人不仅仅是被学界称道的“二重证据法”，更重要的是用生命证明了思想、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于短暂的生命。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执著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