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讨论老清华的人文学术史的人一般都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谈起的。 这当然是很对的。在1925年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清华的人文学术研 究大体是零星的、浅陋的，在学术界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国学研究院 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才第一次真正地给清华带来学术上的声誉，树立了清华作为学术重镇之一的地位。

　　每每想起国学研究院，我心里总是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和大 多数人一样，我羡慕那时师生热心向学的氛围，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 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好景不常”的缘故，我 常常惋惜其未能“尽善尽美”。研究院一直是在校内的重重矛盾下发 展的，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后来研究院 的规模大体上是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 超因多病不能常川住院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盛况大 不如前。想起梁启超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 重镇无疑”，言犹在耳，国学研究院没过几年就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怎能不令人叹惋！

　　人生活在一个布满着种种现实利益冲突的世界上，不可能事事 “尽如人意”。以这种眼光来看，过分地停留在惋惜上似乎也不必要。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若昙花一现，但确有足观者在。它只存在了4年（ 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70余人，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 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 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记得 在1995年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呼吁总 结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经验，颇有反响。当此母校9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应约执笔撰写此文，以国学研究院为例略述老清华人才培养经验之一斑，想必也是读者诸君所乐于一读的。

　　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本身素质好。“玉不琢， 不成器”，但前提是你琢的是一块玉，而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如果琢的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任你如何用心雕琢，也成不了一块器。维持 教育品质的第一个因素是提高生源质量。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以服务 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尚不足一半，不少人在入学前已有著作问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者，所以能够很快进入状态，加以名师点拨，很快便脱颖而出。国学研究院的学制只有1年，但如题目较难，可以申请延续1年或2年。实际的情况是有近一半的人延长了学习期限，多数是延长1年，也有极少数延长两年的。读过研究 生的人都明白，我们现在上3年研究生时常还觉得时间很紧，1年学制 是很短的，根本不容许你在这一年时间内打基础。国学研究院要求学 生入学两星期内确定论文题目，以自己研究为主，有问题可以向导师 请教。研究院给学生安排的是必修4门普通演讲课，定期和导师见面，向导师请益。

　　研究院起初打算不办学术刊物，理由是：（1）杂志按期出版，内 容材料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声有损无益； （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1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 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于丛书，短篇可刊于周刊及 学报中分别刊登，而编印丛书，由教授指导学生为之。也许是由于不 少学生有意于延长学习期限，他们主办了《实学》月刊，不少学生还 参加了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杂志的编辑和撰述工作，在研究院创 办的《国学论丛》季刊上，学生们也屡有著述发表。这些丰厚的学术 成果充分说明，研究院学生的学术根底与研究能力非同一般。

　　清华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校方眼光很高，慧眼识 英才，物色到一批货真价实的大师或一线学人，为清华人文学科开了一个好头。研究院章程中对教授（即导师）和讲师的要求是：

　　（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 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

　　（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成绩卓著当时已 经广为人知，陈寅恪和赵元任则属于潜在的大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 主要著作还没有产生，也被校方延揽到校。他们4位都站在当时学术的 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线学人。而只有在学术的最前沿打过胜仗的才配 得上称大师。任研究院讲师的先后有李济、马衡、林宰平，也都是一 时的绩学之士。王国维辞世、梁启超去职以后，陈寅恪建议校方聘请 的导师是章太炎、罗振玉，也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可惜他们没有 应聘。

　　研究院的几位教授和讲师在普通演讲里讲授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 学问，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史、陈寅恪以比 较语言学来证史、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都是非常崭新而且精深的。客 观地说，研究院的学生虽然根底深厚，但他们以前的知识结构与导师 们的学问要想顺利衔接起来也绝非易事，尤其是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学 问属于新的领域，常使学生们感到听讲十分费力。姜亮夫在回忆里说， 听陈寅恪的课很吃力，非常苦恼，认真记笔记，课后和同学对笔记， 再加上看书，大约能懂1／3左右。在钻研过程中感到在方法上很有收 获。他坦言，他自己是以旧的为基础，对新的略有所知的“半掉子”。 姜亮夫的情况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学生们以王国维和梁启超为导 师的居多。研究院的学生中学术境界达到或超过导师的大概还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必然的。但是，从游于大师或一线学者门下，即便不能 得心应手地运用其所指示的路径，至少打开了视野，能明了自己所处 的位置，在题目的选择和方法上得到启迪，也是很值得的。研究院的 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个人为主，仿书院制度，期于在教授与学 生的密切接触中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受导师的人格熏陶，短期内确 有所获。从4年的实践来看，这种办法应该说是成功的。

　　叶企孙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主 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绳之以国学研究院的经验，经费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突出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依照学术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

　　（中华读书报 2001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