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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之余，力荐人才，其用心之善，用力之深，令人感喟。

　　三联书店出版（2001年6月第1版）的陈寅恪《书信集》中，共收书信230通，其中与举荐人才有关的就达30多通。从书信中不难看出，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极希望通过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帮助本领域的学术精英尽快进入最能施展才华的领域，能尽快脱颖而出。

　　陈寅恪荐才首重的是德。

　　192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的于道泉在担任陈寅恪助手的同时，经袁同礼推荐，来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担任满蒙藏文书采访编目工作。但是，待遇并不高。看到生活颇为困苦却毫无怨言仍孜孜治学的于道泉，陈寅恪心为所动，也记挂于心。于是，在1928年与傅斯年谈及蒙文档案整理和利用的一封信中，他借机力荐于道泉。他说“于君甚精藏语，又兼治蒙文，实不可多得之人才。现在北海图书馆，月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钱与之，他时历史语言所北平分所中似可以用，此人断不至为羊公不舞之鹤，请放心用”。过了几天，不见动静，他又驰书傅斯年，旧话重提：“于君道泉必可造之材，且为人能吃苦，谅必不敢为羊公不舞之鹤也。”过了3个月还不见回音，心有不甘的陈寅恪继续修书傅斯年，重点谈及于道泉之事：“……于道泉君月薪百元，当可办到。彼现与喇嘛往来至繁，于蒙藏音韵语言之学，极有兴趣，必可造之才，且为人能吃苦，谅必不敢为羊公不舞之鹤也。”“羊公不舞之鹤”，取“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不肯舞”的典故。

　　几经周折，于道泉终于得偿所愿，在名师大家的指点下，学术日精月进。他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40年代讲学英伦，50年代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藏语广播，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藏学家和语言学家。

　　陈寅恪向傅斯年和李济推举蒋大沂一事，也是以德为先的事例。他与蒋大沂长期同事，深知其德，也知他极想入史语所，于是，他抓住机会，在一次给傅斯年和李济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兹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两兄想已见及，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其人之品行固纯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著述可据，无待饶舌也。”此时，他已目力大差，“深恐神经网膜脱离……终日苦昏……”但仍心如明镜，对品行纯笃的卓异英才力荐不疲。蒋大沂后来能成为甲骨文方面的权威，陈寅恪的力荐举足轻重。

　　作为史学家，陈寅恪常能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专精人才，力荐不怠，甚至百折不挠，功成方休。

　　最感人的是他推荐戴家祥一事。戴家祥是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唯一的研究生，精治经学和古文字学。但是，作为冷门的专业人才，毕业即失业。因此，当陈寅恪得知这位国内稀有人才在上海“无所事事”时，心急如焚。于是，他在1928年夏天的短短3个月内就分别写了3封信给容庚、傅斯年，希望他们能介绍这位人才到“广州中山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可惜未果。事隔4年，即1932年，念念不忘的他又再次向傅斯年旧事重提，希望戴家祥能到“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稀兄及汪君旭初，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可见其用心良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陈寅恪看中此人既是王国维的学生，又是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字训诂学家孙诒让的“姻家子”，且（孙）“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而且，他认为“此人年少志高，文采不艳发，朴学有根底”，所以，他才逢人说项，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戴家祥在金文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所主编的《金文大字典》为我国当代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陈寅恪举荐之功不可抹却。

　　作为眼界高远的大学问家，陈寅恪推荐的，大多是某一领域的前沿人物，而他们在当时又多处境困蹇，大才难舒。因此，他每每急在心中，表于言外。如湖南学子朱芳圃译有日本人论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一书，希望陈寅恪能帮他想办法马上刊登在燕京学报换取稿酬来应对资金急需之用。急人之急的陈寅恪立即驰书容庚，但提笔落纸时，又考虑到时间紧迫，容庚不一定能办到，便把话说得比较婉转：“此次燕京学报佳稿甚多，有美不胜收之慨，恐已无余地再容纳他稿，如待至下期则又不能救朱君之急，因此踌躇不决，特此奉询。如今年六月出版之燕京学报尚可容纳，弟即嘱其即日缮就送呈，以备公鉴定去取，或先将抄写完毕之部分送上亦可。”语虽婉转，其心焦若灼之情，却展露无遗。

　　在举荐吴其昌给陈垣的信中，陈寅恪的急切与热忱快如倒豆：“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急急要站起来的样子：“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这不仅反映出他望气知宝，深识大才的自信，更体现出这位史学大师惟恐他们困顿卷缩，大才难伸的拳拳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