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梁启超、陈寅恪两位先生是我国公认的学术大师，中华书局日前出版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他们一生的历程，且都有依据，从中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大师成长的各个方面。大师的出现，关涉许多因素，这里只就其中为何治学、如何治学两点谈谈认识，且以陈寅恪为例。

　　为何治学——

　　务使国家立于强国之林

　　为何治学的问题，可以从陈寅恪81年前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中找到线索，兹将全文照录如下：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这首诗幸由陈寅恪的助手浦江清记录在《清华园日记》才得以保存。“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国人开眼看世界，国内掀起了留学国外的热潮。陈寅恪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国人留学，他本人从少年到青年都是在国外留学的，他所说的乃是中国人到东邻日本学中国史的事情。上世纪20年代，内藤虎次郎、冈崎文夫、白鸟库吉等一批日本学者，执中国史和西域史研究牛耳，中国史的权威反而不在中国，于是出现了中国学子群趋日本学国史的现象。陈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国耻，于是告诫人们，不要只在嘴巴上下功夫，期待青年学子能用实际行动洗脱这种耻辱。

　　首先他以身作则。他本来对数学很有兴趣，从其天赋及勤奋看，如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成就相信也会很高。但他着意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求提高我国地位，换言之，就是以高水平的文化成就，使国家能立于强国之林。陈寅恪一直视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本，他在给王国维的挽词中说：“吾侪所学关天意”，王国维和他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这句话便是指他们二人的中国文化研究事业，关系重大。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体现，陈寅恪选择历史学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此。

　　如何治学——

　　“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的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如此才能使学术精进。这正与他做学问要有志向，不为名利的思想一脉相通，成为其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这句诗典源于《论语？宪问》，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也；为人者，装饰自己给别人看也。陈寅恪曾批评清代夸诞之经学者，钻材料缺乏、解释无定论的空子，随意立说，或者无任何依据，随一时之兴会，改读原书，此乃求学“为人”者也，其背后的思想就是为名利。至于曲学附会，故作标新立异或炒作，皆同此类。陈寅恪强调不“为人”而“为己”，讲求的就是治学要有创新精神，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预于时代新潮流。他在著作中多次谈治学要“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如何治学，由此可以得到答案。

　　陈寅恪一生除读通梵文外，还兼通古代中亚的多种语言，包括藏文、蒙文，如果以此用于音韵、训诂，或作文化比较，当会大有发明。然而他说：“此非我所注意也”，他所注意者有二：一是历史，一是佛教。他在国外留学十多年，主要潜修印度古代语言，目的是求正确理解佛经原意，以便研习佛教经典的内涵。佛教早期是通过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的，佛经便有中亚语言包括藏文的译本，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还同时学习了中亚古代语言及藏文。

　　陈寅恪之所以研究佛教经典，是因为佛教对我国影响很大。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古史，与佛教的关系尤大。至宋朝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有佛教思想的踪迹，此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还推论，凡是外来文化入传中国，必须要经过本土文化的吸收、改造，才能在社会上得以流传。这一论说，至今看来仍然正确。

　　治学影响——

　　斯人已逝，教益长存

　　十多年的语言研修，陈寅恪于音韵、训诂已很有造诣，他并未就此止步，而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他摆脱清代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开辟了从文化层次剖析历史的先河。他留学德国多年，却不以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所代表的追求史料真实的史学学风为依归，与当时欧洲新兴的从经济、文化、社会各层面探讨历史，殊途同归，他也超越了兰克的史学，代表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而为世界学术界所尊重。西方唐史权威崔瑞德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曾说“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第二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又说：“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日本专家池田温在《陈寅恪先生和日本》中说：“日本近年刊行之隋唐史或中国古代史之著作不遑枚举，而于唐代政治史方面之叙述，不受（陈先生）诸说影响者盖鲜矣。”

　　他身体力行，在上世纪20年代后，将中国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新高峰，已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他洗雪了研究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时，陈寅恪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当时学术文化的种种弊端。所谓“弊端”，统而言之，即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未能学术独立，又说：“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吁求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共同克服之。从年谱长编可以回顾陈寅恪毕生为提高我国学术地位的奋斗历程，其为国进取的志愿，提倡独立、自由创新的精神，重温其意义深长的教导，后世学者或可以为榜样，从中获得教益。

　　来源：人民日报201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