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人称“教授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2岁就出国留学，在国外近20年。先后辗转于日、英、德、法等国的数十所名牌大学。他虽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被公认为是留学生中最杰出的“读书种子”，可是却没戴过一顶博士帽。因为他从来不以拿学位和博士帽为念，只要他自己认为这门课程已掌握了，哪怕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戴上博士帽，他也不肯再呆下去。

　　学成归国后，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研究院的负责人问到：陈先生戴过哪个国家的博士帽？梁说没有。那位负责人很为难地说：没有博士学位，就不好办了。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可当那位负责人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

　　这话并不算夸张，陈寅恪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所以，往往听他上课的教授比学生还多，甚至于一些戴过博士帽的留学生，也常以替这位没戴过博士帽的当助教、擦黑板为荣。

　　当然，陈寅恪的看轻博士帽，并不说明博士帽的不重要，它毕竟集一个人学识学历学位的有形代表。人各有志，那么在我看来，在搞学问与博士帽之间，人们通常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陈寅恪这样的，重学问不重学位，重脑袋不重帽子，重内容不重形式，视学问如生命。可实事求是地说，陈寅恪这种榜样是不好学的，毕竟把学问做到陈寅恪那种境界，对许多人来说，远比混一顶博士帽要艰难得多，或者几乎不可能。

　　一种是胡适这样的，既有学问，又有博士帽戴，胡适也是个大学问家，于白话文新诗治史方面都有建树，同时又戴过数十个国家的几十顶博士帽，当然有不少是“名誉”的。可以说，既要学问又要学位，既重脑袋又重帽子，这应该是大多数学人的最实际选择。

　　最要不得的就是《围城》里方鸿渐这样的，不学无术，却也想方设法买了一顶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帽，回来招摇撞骗。诚如钱钟书先生而言：“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就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时下，脱产或业余或在职奔博士帽的越来越多，有真用心去学的，想在学识上更上一层楼，也有不少想以此作为升官的敲门砖，而方鸿渐这样的混混也不鲜见，在某些地方，买卖文凭很红火就可见一斑。据报载，广州在职研究生考试，仅一个考场，一次就抓获十几名为那些厅长、局长代考的“枪手”。而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老总管金生，更是早已甩出50万元公款，买到了一顶博士帽。

　　像这样头戴假冒伪劣的博士帽又身居厅长、局长、老总的人若是多了起来，可绝不会是什么好事。君不见，那位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老总管金生，不是一夜之间就让万国证券公司亏损10多亿元，导致公司濒临破产，自己也锒铛入狱，尽管他头上也戴着一顶耀眼的国际金融专业的博士帽。

　　以真才实学立身处世的大师陈寅恪，凭着道德文章，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景仰和倾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代宗师，尽管他从未取得过一个学位，从未戴过博士帽。

　　科技日报 2001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