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惊人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
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
《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他心境和志趣的隐喻。
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他说:“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言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他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许,晚年的陈寅恪是以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境。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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