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03—1993，回望中国民办教育的历史，俞敏洪是一个象征：当年年轻的北大英语教师提着糨糊上街贴招生广告，一晃十年之后，几个人的培训班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有名望的新东方学校。如今，“闲赋”在加拿大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当初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民办学校的发展有如此之快。

　　悖论一：

　　一边说支持不够，一边速度又很快

　　“民办高校就像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别人看着像个怪物，但长得快。”黄河科技大学校长胡大白这句广为流传的经典成为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的写照。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2001年我国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已达56274所，比1996年的27190所翻了一倍，占我国学校总数的比例已近一成；在校学生总数923万人，占同期全国学生总数的近5％。

　　发展迅速，北京教科院民办研究所所长王文源说。不过，从民办学校的水平、规模、层次来分析，目前民办学校的水平不高、规模不大、层次较低，而且并没有完全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民办学校飞速发展“这个判断不一定能成立，特别不一定适于用在目前处境还十分尴尬的民办高校”。西南民族大学肖雪慧教授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哲学出身的肖雪慧对中国的教育颇有研究。

　　肖雪慧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如果单纯看数量，倒还可以说发展相当快。快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国家没有真正承担起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而导致部分儿童无学可上，这一情况催生了大量自救性学校出现；二是国家对在校儿童提供的就读条件严重不均，不光地区之间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差距太大，人为划分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间也反差强烈，迫使许多家长花大钱谋求送子女进条件好的私立学校。“主要是这个原因促使越来越多高收费学校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暴利行业’，可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性教育不公刺激的”。

　　悖论二：

　　一边要平等，另外一边更不服气

　　“我们对国家的教育资源没有优先享用权。”在一次“北京民办教育发展研讨会”上，北京某民办学校的郑玉珍副校长有些激动，“新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设了2000多个实验点，竟然没有一所是私立学校。区里三番五次发文件不让我们民办学校收赞助费，我们不敢违规，第一个免去了赞助费，可周围所有的公办民助学校都在继续收赞助费，有谁管他们啊？”不仅如此，诸如教师待遇、课程设置等等方面，民办学校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提并论。

　　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存在许多有性与无形的隔阂。

　　北京曾经对该市民办教育进行调研。据该调研报告，对北京民办教育发展持不满意态度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7％。关于对民办教育发展现状不满的原因，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不健全、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支持不够、教育教学质量不高、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不到位和民办学校条件太差。此外，还有对发展的速度和数量方面的不满意。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包括课程计划、教师聘用、专业设置、招生与分配等方面。

　　“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公正”，肖雪慧出语很重。她说，对民办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相当多政策性限制，现有就业体制也对民办高校发展有诸多不利影响。更严重的不公正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阶段上述两种类型民办学校的两种态度，暴露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道义问题。身份的限制、钱的限制把许多农民工子女排斥在了校门之外。打工者办的自救性学校，首先是义务教育领域政府责任不到位的产物，被迫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给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的责任，这对他们是很不公正的额外巨大负担。而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批民间办学时奉行双重标准。“这种不公正触目惊心！”

　　悖论三：

　　产权难题，是公益事业还是产业？

　　一件令民办教育界唏嘘不已的事是，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联想集团与新东方亲密接触，但最终5000万的资金没有投到最需要资金的实用英语学院，却去了新成立的网络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在线，原因是“新东方的主体部分产权不明，没人敢投资，而网络公司这部分，可以做到产权明晰”。而由俞敏洪拎着糨糊桶在街上刷招生广告发展而来的新东方一直没有花钱去购买固定的校舍，关键问题还是产权问题。俞敏洪的心病是所有民办教育的心病。这种心病的存在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民办教育的缓慢前进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成本的巨大增加。
 

　　中国的民办教育的历史传承和国外私立大学并不一致，有人分析说，国外企业家以回报社会的形式来举办教育，私立学校大多以财团为法人，是在公益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国内的民办教育举办者大多是个人，中国的企业关注教育，更多是从产业角度看，将教育作为继续产业发展的一部分，这势必导致在运作初期将营利性放在首位。这样中国民办教育就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不吸引投资，就缺乏发展动力，吸引投资，其公益性势必减弱。西安外事学院的黄藤院长曾说，“民办高校讲规模是一种无奈选择，在中国教育是一种公益事情，公益性行为是不可能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就决定了中国教育的融资渠道的单一，中国民办高校95％以上资金源自学生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