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一方面是仅有27.4%的工人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一方面是技工学校生源严重不足。相反,越是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技工教育就越兴盛、繁荣———
贵州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培训就业处分管技工学校的刘育民,这些年感觉自己是越来越费心了———虽说劳动部门对技校招生等工作的管理,已经由过去的“指令性”变成了现在的“指导性”,按理,作为“婆婆”,应该轻松了许多。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深刻转变给技校带来了新的生存性课题,使包括他在内的政府官员,不得不从宏观上更加繁忙。
近日,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推进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改革和建设加快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意见》的文件,不久将正式上报贵州省政府。
“这份文件已经修订了10多稿,核心是根据市场信息导向,对全省技工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进行结构布局调整。”刘说。在他看来,再不进行这样的调整,不仅会影响到西部地区技工教育的自身生存与发展,更将会给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有关统计显示,贵州省现有工人中,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只占27.4%。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又仅占2.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犹如雪上加霜的是,全省技工学校的生源近年一直呈下降趋势,每年除考取高中的8万人外,其余20多万初中毕业生,只有5%选择上技校,以致前年以来已有20所技校陆续停办,剩下的大多日子也不好过。今年,65所技校原计划招生1万多人,尽管扩大了宣传,最后仍只“搞掂”不到7000人,校均就100来人,规模效益无从谈起。
“要知道,随着中国加入WTO,社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刘育民说。
事实上,不只是贵州,来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信息表明,整个西部地区,上述现象都较为普遍。相反,越是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技工教育就越兴盛、繁荣。在广东,技校招生人数连年创新高。
“落差”缘何而来?
分析人士指出,毫无疑问,这与当地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成分单一、经济增长缺少有力拉动,对技校学生“消化能力”有限,使得在现实面前,整个社会依然热衷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热衷于储备学历。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上技校等于进国有企业”的传统优势彻底丧失后,情况尤甚。
据统计,目前,贵州省的技校,几乎仅有贵州铝厂技校一家,因家大业大还能“包分配”,每年全省毕业的技校学生,大约一半以上都得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谋出路。于是,大多数城市学生自然望而却步,只有一些农村学生,抱着藉此“跳出农门”、实现“农转非”的愿望报考,不少学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因而均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招生重点出现“上山下乡”的转移。但是,一学年1200元的学费,对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又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不过,虽然如此,分析人士仍然认为,从根子上看,西部技工教育的窘境总体还是体制背景使然———只是,这种背景因素在西部显得更难触动、改革的步子相对要迟滞一些。
刘育民介绍,与中专体制如出一辙,我国的技校办学体制亦是照搬前苏联模式,大概80%至90%是企业办、行业办,全省真正政府直接办的就10所左右,一厂一校、条块分割现象严重。有的企业效益不佳,自身难保,对学校更是长期没有投入,连基本的生产实习、实验设施都没有,谈何发展?同时,习惯了计划体制的温床,学校缺乏适应市场的能力,培训方法和教材多年不变,与市场对技能水平的需求脱节,需求量大的高级工、复合型人才较少,毕业生只能当普通工使用。
此外,学校自主权的落实谈了多年仍不甚理想等都是原因。
为此,按照优化结构、提高层次、突出特色的思路,贵州省劳动部门计划利用今后3年左右的时间,将全省技工学校数量上调整缩减为50所,同时将国家高级技工学校、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分别由5所发展到8所、10所;在此基础上组建一至两所技术学院、3至5个跨行业及地区的技工综合培训集团;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等进行专业设置,逐步建立健全技工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使之能够加快培养生产第一线急需的中高级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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