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曾经引起全社会欢呼的高校扩招，在持续4年后已陷入尴尬境地：名牌高校出于质量及利益等多重考虑，普遍缺乏扩招动力，普通高校在政府要求下扩招也是颇有怨言，扩招的学生对生活与学习的环境亦有诸多不满……

　　□本报驻京记者  邓科

　　在连续3年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大潮之后，今年的高校招生出现了一些“逆流而动”的东西。

　　先是北大、清华、人大等几所名校宣布今年不再扩招，接着传出消息，武汉大学不但不扩招，本科生反而比去年少招1000人。

　　而不久前，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硬件不足、经费短缺”，很多学校对扩招显示出越来越谨慎的态度。

　　这一连串的信息是否表明，扩招遭受了某种程度的阻力？扩招的热度正在逐渐冷却？

　　仍是按计划进行

　　从数字来看，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275万人，比去年增加10％。这个增幅与1999年的47.4％、2000年的25％、2001年的17％比起来下滑了很多。不过一直关注扩招的北航高教所赵婷婷博士说，增幅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基数变大，实际上绝对数的增加与前两年比相差并不大。

　　早在去年，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就指出，今后几年扩招的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在校生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15％的目标。

　　“因此从数字上来看，扩招在按计划进行。”一位研究者说，“但是上面一连串信息也确实传达出一种信号：急剧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与旧有教育体制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如果继续单纯地只追求‘量’的增加而不配合以相应的制度变革，这种矛盾会日益突出。”

　　两种意见的冲突

　　目前扩招的目标定为到2005年实现在校生人数达到适龄人口（18—22岁）的15％。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型教育阶段。因此我们把扩招目标定为毛入学率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追求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完成了这种过渡，使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权利。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却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的冒荣说，一种意见是根据国际范围内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从我国社会大众中极其旺盛而又远远不能满足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出发，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过于滞后，应当加快发展。

　　另一种意见，则从国家对高等教育所能给予的财力支撑、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大学生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出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应当加强控制。

　　这两种冲突意见，带来了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速度上的某种波动性。例如在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曾提出：要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90年代“有较大发展”；但1996年4月国家教委提出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则强调“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站在有关主管部门的角度，由于直接面临着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钱从哪儿来，人往哪里去’的压力，加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方面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策上更容易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此，前几年，稳步和适度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导向。”冒荣说。

　　一位经济学家的建议

　　这种导向在1999年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据业内人士称，这种转变与1998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信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汤敏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他在亚行总部工作。

　　1998年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汤敏说，中国正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当时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年他回了一趟国，看到有亲戚的孩子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全家沮丧不已。出于搞经济的“敏感”，汤敏从这点立即想到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启动内需。

　　“我和几个朋友议了一下，觉得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汤敏说。

　　他和夫人左小蕾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封信，于1998年11月呈交给了国务院领导。在信中他们建议，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

　　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对正处在改革攻关的关键时刻又恰遇亚洲金融危机的我国经济改革来说，这几年的缓冲期无疑将发挥重大作用。”

　　急剧转变

　　据内部人士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一直有人在建议，但大都是从教育本身的发展来谈。汤敏强调了其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这两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很能打动人心。因此他的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

　　1999年初，有关部门拟定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后来觉得幅度还不够大，几个月后增至47％。

　　由此，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拉开了序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一个急转弯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

　　一位1999年被“扩招”进大学的学生曾说：“我妈幸好没有早生我一年。”在那一年，扩招的消息让很多考生都有“柳暗花明”的感觉。

　　与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扩招300多万人。1999年教育部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计划宣称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达到15％。后来在制定“十五”计划时，这个目标被提前了5年，即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即可进入大众化阶段。到时，大学在校生将达到1600万人。

　　随着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大多数学校的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顿时紧张起来。北京大学2001年入学的小刘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发现其中夹有一份附加的通知，通知声明学校不能解决所有计划内学生的床位，要求学生写出同意自己解决住宿的保证书交到院里。

　　这样的事在扩招后变得很普遍。学校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学校投入的增加赶不上扩招的速度，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质量下降”的担心。

　　速度与质量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名牌学校把品牌和质量看得比规模更重要，扩招的步子停了下来。但是一般的院校仍担负起了向15％迈进的担子。

　　一位专家说，从表面上看，这是速度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但从实质看它也反映出了扩招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

　　北航高教研究所的赵婷婷博士说，从国外来看，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并不是传统大学。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会产生一批新的学校，美国是社区学院，日本是短期大学，英国是多科技术学院。这批新型的学校担负起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它们和传统的精英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同，培养的不是精英型人才，而主要是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教育的多样化，教育的标准、教育的类型不再是一种了。

　　但是从中国目前进行的大众化进程来看，却选择了和国外完全不同的途径，是通过精英教育阶段的传统学校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赵博士认为这与新生的学校缺乏足够的生长空间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的民办教育一直处在边缘位置，没有获得平等的对待。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行政推进式，有指标和时间规定，与国外的自发式不同，这就决定了有关部门很自然地采取最容易见效果的方式。教育部一位官员就说，“在这方面，周期短、见效快、质量高、效益好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有选择地积极扩建一批普通高校，包括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建设新校区。”

　　“用精英教育阶段的体系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从长远来看是会有问题的。”赵博士说，“目前在扩招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

　　“最根本的还是要顺应大众化教育的特点，把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引进进来，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位专家说。

　　扩招到底达到了什么目的？

　　与1999年不同的是，今天人们已很少把扩招与扩大内需扯在一起，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扩张方式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数百万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认为，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突破了中学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瓶颈，改善了基础教育的环境。

　　杨东平说，在大学低入学率的情况下，应试教育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而应试教育对个人、对民族的伤害无须多说。只有高考的分量变轻了，上大学不再那么难了，基础教育才能在考试的阴影下解放出来。

　　出于扩大内需的目的，与扩招相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收费问题。扩招后，大学普遍实行成本分担制度，各个学校的学费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目前平均水平为每学年5000元左右。

　　不少学者认为，从低学费制度到成本分担制度，对大学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将会十分深刻。

　　杨东平说，由于个人交费上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成了有自主权的主体。按照过去的模式，学校让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学生和学校是培养和被培养、灌输和被灌输的关系。现在经济关系的变化，学校也得考虑学生的要求，也得尊重学生的权利。这一点变化可能是十分深刻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低学费制度到成本分担制度的转变实际上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大学的“入门”规则。过去上大学主要看分数、看能力，而现在则多了一项要求，那就是家庭的经济实力。这种规则的改变，如果背后没有一套相应的平衡机制，那么就很可能出现越扩招、穷人越没有机会上学的情况。

　　汤敏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制度设计上。比如在目前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积极性不是很高。比如一个工作人员要贷出1000万的助学贷款可能要花一年，而同样贷给企业1000万可能只要几天，在利率相同的情况下他肯定对助学贷款没有积极性。同时学生毕业后去向不定，贷款的风险也较大。另外助学贷款规定学生的还贷期为毕业后四年，这对学生的压力较大。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多少时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在分数、金钱双重“门槛”下保证教育公平的一套机制？

　　如一位学者所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应该有“质”的变化，有一整套的制度创新，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它在让一些人受益的同时，带给社会的整体伤害可能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