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新世纪的曙光依稀可见，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成为世界性大潮，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最早从发展高等教育中获得甜头的美国，甚至提出了要让每个公民都接受高等教育的宏伟计划。一向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倾力发展基础教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重要意义。
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不久，高校扩招决策出台，当年高校计划招生人数由原来的23万追加到56万。一直稳步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跨越式发展的历程。
创造世界高教史上奇迹
“3年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增长了近一倍，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上海市教育科学院院长胡瑞文这样评价高校大扩招。
确实，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3年)的时间里让高等教育的规模翻了一番。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为643万人，而到2001年增加到了1214万人，2002年预计是1400万人，已接近排在世界首位的美国(1420万人)；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上升到2001年的13.3%。最新研究表明，到2002年末，这个数字将接近15%，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中国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变。
圆了数百万人大学梦
“我是高校大扩招的第一批受益者，扩招圆了我的大学梦。”今年在南昌大学新闻系读大三的丁建伟，谈起当年的情形，仍然感到自己很幸运。“我们系1998年的招生数是80人，而1999年是150人。1999年我是卡着本科分数线上大学的。我们年级有不少同学跟我情况类似。”在大学里成绩一直很优秀的小丁，现在正一边在北京某新闻单位实习，一边准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小丁的理想之路，因扩招变得光明而顺畅了许多。
连续大扩招为数百万原本无望上大学的孩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高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从1998年的40%提高到了2001年的65.5%。而且，像多米诺骨牌，高校扩招拉动了高中扩招。2001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数由1998年的356万人增加到558万人，3年增幅高达56.7%，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相应明显提高。
为第三步战略发展储能
高小姐是某著名应用信息系统公司品牌推广部经理，前几天她招聘了一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生做兼职，月薪1500元，不到当年她自己做兼职时身价的二分之一。并非这位研究生不如高小姐能干，而是人才市场的行情变了：当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人数供远小于求，而今因为计算机专业招生人数的快速增长，“稀缺”程度已大大缓解了。
与轰轰烈烈的规模扩招并行的是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悄悄调整。扩招中优先发展经济、社会急需的专业，无疑有助于逐渐调整我国人力资源结构。IT技术和生物技术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00%，为所有专业平均年增长率的3倍，而法学、金融、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70%，为平均年增长率的两倍。
根据上海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和分析，通过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预计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有1700多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从业人数将由2000年的2800多万增加到2005年的4500万人左右，使在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由2000年的4%提高到6%。高校连续3至4年的扩招有效地提升了我国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了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增强了我国总体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为实现我国第三步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
拉动大量社会资金投入
查阅当年关于扩招的报道，扩招的目的除提高全民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教育需求以外，还兼有正确引导消费、拉动内需的重任。中国人第一次明确试图从另外的视角来解读高等教育之于社会意义中久被忽略的部分。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李守信算了一笔账：1999年到2001年，国家累计安排高等教育国债资金70多亿元，拉动各方面配套投资120多亿元；扩招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使得社会化资金大量涌入，据初步统计，仅学生公寓建设一项，就拉动330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由于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家庭个人教育投入加大(占到成本25%左右)，每生绝对额大体为5000元至6000元，按照扩招后高校在校生增加360万人测算，这一部分的投入达180亿元至220亿元。另外，扩招后新增67所国家批准、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和100多所普通高校的“二级学院”，至少拉动200多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
在新的视角中，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重要基础设施；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见效慢但收益稳定的投资领域；对个人来说则是一个投入不高但能显著提升个人价值的途径。
高校扩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投入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在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效应中，促进了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的联动发展。李守信说，高校招生增加，带动餐饮业、运输业、文化用品制造和印刷业等相关产业部门的产出增量。初步测算，1999年高校扩招了48万人，相应带动国民经济总支出为130亿元；而扩招需要教学行政用房、宿舍、食堂、仪器设备、图书等固定资产的基本建设投入，相应拉动有关部门的总产出，48万学生大约相应可带动515.6亿多元的社会总产出。
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
上海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高校扩招的研究报告这样指出：高中阶段教育升学率的大幅度提高，延缓了数百万高中毕业生就业；而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近百万个就业岗位。扩招还促进了一批地、市高校的组建，推动了高等学校布局重心下移，从而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扩招，使高中毕业生升入高校的人数增加了数百万人，也就相当于使同等数量的高中毕业生就业至少推迟了2至4年。对个人而言，经过大学教育，个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创业能力、就业竞争力得到加强；对国家而言，不仅缓解了当前的就业压力，而且未来新增的劳动力水平和结构也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另一方面，扩招也带动了教育事业自身和餐饮服务、交通运输、出版印刷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岗位。近3年来，仅高校专任教师就增加了12.46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1年间，仅教育部备案的地、市高校就增加了110多所，占全国新增高校总数的50%，其中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增加最多，均在10所以上。此外，还有40多所地级市的老专科学校升格为四年制本科院校。
为教育创新提供广阔空间
2001年，教育部宣布取消高考年龄限制，72岁的汪侠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说，“爷爷考生”的出现，是教育制度创新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标志。
在教育专家的眼里，扩招的意义不仅于此。胡瑞文教授说，3年的扩招，直接促进了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立交桥”架构的制度性建设，扩展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途径。据介绍，2000年教育部取消了原来对应届“三校生”(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必须工作两年才能参加高职招生考试限制，架通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连接的“立交桥”，从制度层面为“三校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机会。另外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很多高校都在扩招和高考放宽年龄限制的背景下，出台了弹性学习制度、较为宽泛的专业转换机制、辅修学位制度等，学生的选择机会多了，社会适应力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突破了传统刚性的、规格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向着柔性化、多样化发展。
从2000年开始，上海、北京、天津、安徽、内蒙古等省、区、市部分高校开始试点，实行春季高考招生，终结了一考定终身的历史。数量上的扩招、高考次数的增加，无疑都有助于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推进。
“‘非传统学生’人数的增加、与学习化社会相适应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奠定了新的、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性基础。”胡瑞文说。
【成就】（见图表）
【扫描】扩招：黑龙江大学大了新了美了
这原本是一所在省内算不上最好，在全国算不上很有名气的省属高校。但在2002年，却成为全省瞩目的焦点，吸引了全国人的目光。目光中的惊讶远比羡慕更多，因为这所大学在2002年上半年成功地承办了中国人保杯国际女子排球赛、中国人寿挑战杯亚洲男子排球赛、哈药总厂杯国际女子篮球大赛等一系列国际赛事。一时间，这所大学声名鹊起。她，就是黑龙江大学。
成功举办这些赛事的背后，是一所大学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故事，一个完全不同于北大、清华发展道路的全新版本。这个机遇，就是扩招。
黑龙江大学的校领导无疑属“先知先觉”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所学校就根据自己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顶着纷纷的议论开始大规模扩招。1995年，黑龙江大学在校本、专科生为4765人，而1998年已增加到9304人，到2002年，该校在校生已增至两万多人。
这么短的时间，如此快速的规模膨胀，人们在惊叹的同时，不禁为黑龙江大学捏一把汗：学生数量的剧增，教育资源建设能否跟得上？数量的裂变，能保证质量的提高吗？黑大人用事实冰释了人们的疑问。
大幅扩招后的黑龙江大学，图书馆、教学建筑和设施、学生宿舍和活动场地，无论从总量还是生均比例上，都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近3年来，学校完成基本建设38万平方米，新增面积是原来的1.46倍，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面积的增幅都在3倍以上，体育和教学仪器设备值增幅在6倍以上，教室面积、图书册数、图书购置费增幅都在1倍以上。黑龙江大学的图书馆是全省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体育馆是全省最好的可承接国际水平赛事的高标准现代化体育馆；新建的实验大楼28000平方米，教学科研装备先进，令人羡慕。近3年来，学校还新建了3200平方米的大学生活动中心、11200平方米的学生食堂、188000平方米的大学生城。在这里，学生4人一间宿舍，宽敞明亮舒适，还有有线电视网、宽带等现代化设施。
大了、新了、美了、现代了——从外表上看，黑龙江大学无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内部来看，这所大学也已然脱胎换骨。截至去年，黑龙江大学的本科专业数已由33个增加到51个，覆盖8大学科门类，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是全省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高校；博士后流动站实现了零的突破，博士学位授权点由1个增加到3个，另外还有3个联合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由17个增加到36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从无到有，省级重点学科由8个增加到17个；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确立的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学校成为教育部在全国确定的9所创业教育试点大学之一。
扩招不是教学经费捉襟见肘、师资短缺的代名词，而是加大投入、加快发展的机遇。关键要能预见到未来，并适时采取有力的措施。与1998年相比，该校的教学经费由769万元增加到了3120万元，远高于学生的增长比例；1998年以来，学校在师资上的经费投入为2200万元，专任教师人数由736人增加到972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增长了30%多，占专任教师总数的40%，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增长了9倍。
黑龙江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衣俊卿教授告诉记者，黑龙江大学充分利用扩招的大好机遇，充分挖掘各种社会资源用于学校发展，同时紧紧抓住教学改革这个关键，认真贯彻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方针，以综合性优势为依托，建立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和相对独立的三级评估体系，深化学分制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严把质量关。所以尽管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了，但教育质量并未下降，学生的就业率一路攀升，位居全省高校前茅。去年学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
扩招：扩到了咱老百姓心坎上
杨玉琴是京郊的一位农民。与一般的农村大嫂不同，她属于那种人称“有本事、能折腾”的人。尽管在一般农民的眼里，她挣了不少钱，在镇里买了楼房，但她却说：“我要是有文化，早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出于对知识重要性的切身感受，杨大嫂对自己的孩子能否上大学看得很重。杨大嫂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十多年前参加高考，连考两年都没考上。老二考上了大专，老三前年考上了大学本科，是数百万扩招政策受益者当中的一个。
与杨大嫂聊起扩招，她显得有点激动，说：“扩招是件大好事，扩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现在社会，有没有知识就是不一样。现在生活好了，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家的孩子能上大学，人生再上个层次。我跟老大说，现在高考没有年龄限制了，70多岁还有考大学的呢，愿意上，你就复习复习再考。老二现在正在读专升本，老三打算出国留学。我都支持！只要孩子愿意，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
中国有无数的老百姓，像杨大嫂一样，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教育成为他们最强烈的渴求。大扩招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因而成为最受他们拥护的一个教育决策。
【启示录】向体制改革要资源
3年大扩招，高校在校生规模增长了一倍多，但高教财政拨款数额占教育财政拨款的比例，仅从1998年的21.4%上升到2001年23.5%，也就是说，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高校扩张是以牺牲基础教育投入为代价的。那么，是什么支撑了高校如此巨大规模的发展？是体制改革。这是上海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在对扩招进行剖析后得出的结论。
高等教育办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是扩招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扩招前，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发展较慢，到1998年底，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仅有22所，而从1999年到2001年间新增了67所，相当于1999年前批准总数的3倍以上。部分普通高校将自己的品牌与教育资源优势与企业集团、基金会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合作举办了100余所以新机制运行的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这两种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提高了社会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
高等教育筹资渠道多样化是另一重要原因。3年扩招期间，政府对高校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近80%。但是，政府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体现了高教投入多元化发展趋势。
最近几年，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全国普通高校的学校自筹收入，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教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而基于成本分担之上的学杂费收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体制迅速形成的重要因素。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第三个重要原因。高校扩招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仅靠政府投入难以解决后勤保障能力不足的难题。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决策，倡导通过企业投资、学校融资等方式进行学生公寓和后勤服务设施建设。仅2000、2001年两年全国高校就新建学生公寓1900多万平方米、改造450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食堂260多万平方米、改造81万平方米。同时，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模式，提倡运用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逐步减少事业经费的补贴，实现自负盈亏、自收自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高校后勤经费占学校支出的平均比例，由改革前的10%降至目前的3%以下。
实践证明，资源短缺并不是限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最终决定因素，向体制改革要资源，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资源的积聚和扩张，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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