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须作笔记，钱锺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锺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锺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锺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锺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锺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亿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锺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锺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2001-08-02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