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常风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所有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我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十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因而开始时我接触的本系同学不多。但我却幸运地遇到一位很渊博的英语教师，美国的詹孟生（R．D.Jameson）教授，使我受益匪浅。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我们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我们搬到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形的，中间有廊子。我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我是住在一层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钟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钟书常来和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钟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我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我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我一块儿去食堂，饭后我们一块儿去校园散步。我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进城去会女朋友，钟书就把被子抱过来与我抵足而眠，我俩常常是彻夜长谈。

　　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他父亲钱老伯赠送我的一本书——《韩愈志》，我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我寄过几本书。

　　钟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钟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同一宿舍住下来。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