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蒋南翔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要有较强的基础知识，他说：“清华培养的学生应该是金字塔，而不是电线杆。毕业生的优势在于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应该是研究型工程师，要比一般工程师更强一些。”他十分重视学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选派优秀教师和干部加强基础课的领导。 

　　在20世纪50年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几乎在每次运动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常常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也有些人认为，学生学了基础课，在实际中用不上，对工科的专业课没什么用处；又说基础课内容陈旧，教的都是牛顿三大定律，都是比较老的内容。有些系提出要削弱基础课，把基础课的学时减少。针对这种情况，基础课的负责人李卓宝、江丕权等同志认为需要从理论上研究，为什么基础课是培养工程师的关键，为什么要先学好基础课。当时他们列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基础课要适应不同专业需要的问题，就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二是关于基础课要联系生产实际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三是关于基础课怎样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四是基础课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改革的问题，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写出了初稿，得到蒋南翔和何东昌的指导和帮助，蒋南翔在稿子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改，他还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们一定要坚持基础课的重要性，坚持基础课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按照蒋南翔的意见，把前三个问题整理成一篇题为“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工作”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

　　同时，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苏联工科的教学计划中除了理论教学外，还包括实验、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各种实践性较强的教学环节。蒋南翔认为认真地执行和完成这种教学计划就可能培养出政治与业务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全面发展人才。当时，清华大学有“红色工程师摇篮”的美誉。在50年代中期，他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务处专门建立生产实习科负责组织实习活动，选派优秀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各系主任亲自到各实习场所调查情况、检查准备工作。为了准备1955届毕业学生首次进行的毕业设计，学校在各系安排一批青年教师试作毕业设计、试答辩，以便取得指导毕业设计的经验。1955届毕业班的学生在毕业设计前组成95个实习队分赴21个城市进行为时7周的毕业实习。全校有11个专业578人参加毕业设计。对于学生在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中的表现，他也十分关心。他直接了解到：机械制造系四年级学生在毕业实习中，为沈阳第一机床厂、风动工具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完成了二百余项中等复杂程度的技术设计工作，在过去，这些工作要在大学毕业以后经过相当时期的见习，才能独立完成。他在1955年4月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工业院校、综合大学院校长座谈会上着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蒋南翔为电厂破土奠基 到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的高等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1958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分两段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党的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提出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任务。会议的主要精神，特别是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于9月19日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指示》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在全国的高等学校中开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在北京，从全民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开始，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师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科学研究，学校大办工厂。

　　蒋南翔在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时，经常讲“不要有贾桂思想”。贾桂是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宦官刘瑾手下的小太监。贾桂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刘瑾让他坐，他说站惯了。蒋南翔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让大家不要因循守旧。清华大学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例如土木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是完成一个无线电桅杆塔的设计，他改进了塔身结构，节约了大量钢材，被生产部门采用。建筑系毕业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水利系师生承担了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同学们在教师指导下，从勘测、调研、设计、试验都积极参与，水库工程包括7座大坝和副坝、2条隧道、2条溢洪道及2座水电站，要求一年拦洪。在1958年5月，蒋南翔听取学校团委汇报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情况时，谈到水利系的同学们自豪地称我们是“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他十分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新生事物。在全校毕业生大会上，鼓励毕业班的同学结合实际生产任务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从此“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成为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成果。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推动了教学、科研、生产的三结合。1958年全校1400余名毕业生，有70％的毕业设计是结合生产任务进行的，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

　　8月中旬，在学校图书馆举办了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成果展览，学校组织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参观展览。蒋南翔在参观展览后，在校务委员会上说：“大家都参观了毕业生展览会。当然其中技术上不是没有可商量的余地，但总的说明了一个方向：毕业生结合生产搞设计，比起过去大有进步。如水利系的许多设计，有的有重大的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其出发点是为了群众利益，为了多快好省。今天的参观使我们看到了今后学校发展的趋势。展览会告诉我们群众路线的胜利。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毕业班学生经验不多、知识不够，但能做出成绩来，主要是靠了集体力量。学生作用发挥了，教师作用当然可以更大，强调群众作用，丝毫没有降低教师作用，教师仍然是指导者、领导者。过去延安军事学校曾提出‘官教官、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针。应该看到，教师教学生，这是一般情况，学生也可以反过来丰富教师的知识。我们需要开展这样生动活泼的教学生活。”

　　8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专程来校参观在图书馆的毕业设计展览。蒋南翔陪同周恩来总理参观，由各系参加设计、研究工作的同学给周总理介绍成果的情况，开始时，有的同学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介绍，周总理说：“你们不要背稿子了，就直接介绍吧。”说得大家都笑了。周总理不时地提问，风趣地和同学们交谈。走到机械系球墨铸铁展台前，蒋南翔向周总理介绍了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一个同学，说他是放牛娃出身的大学生，周总理关切地问他学习、生活情况。看到同学们做得好的成果，周总理还提出要向同学们“订货”。参观以后，在图书馆前，周总理站在台阶上，和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见面，鼓励大家“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为了表达同学们的喜悦心情和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学生文工团创作了一首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歌词中唱到：“八月里的喜事说不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天上的太阳格外暖，地上的花儿格外鲜。总理拉着咱的手，咱千言万语说不完；总理参观咱展览，满面春风笑开颜。……”当这首歌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时，当时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严肃而又谦虚地说：“你们唱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唱的”。学生文工团的成员换了很多届，但同学们还经常传唱这首歌。同学们还把利用关帝庙建电厂的事编成京剧《关羽搬家》，周总理看过毕业设计展览，知道描写的是学校利用北门外的关帝庙建电厂的情景。看了以后，周总理高兴得哈哈大笑，他说：“你们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同学受到很大的鼓舞。学生文工团把这个节目一直做为保留节目，多次演出，不忘周总理的鼓励。

　　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大地促进了学校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工作。实行“真刀真枪”作毕业设计，吸收大批青年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和工厂生产，是一支思想活跃的生力军，他们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勇于实践、大胆试验，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里，尽管高等学校也受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影响，一度劳动过多，对教师不够尊重，伤害了一部分教师的积极性。但蒋南翔在主持学校工作中，努力把握正确的方向。蒋南翔和学校党委领导立即指出，这句话不对，学生要劳动，但是还是要学习书本知识，不能“走出课堂”。当时报刊宣传中，经常强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他说：“做普通劳动者是指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培养目标。”对于在学校里搞大炼钢铁，他是不赞成的，到了1958年底，他无奈地说：“宋庆龄副主席的院子里也炼钢铁了，我们也得炼。”对于当时在工程物理系的滕藤，他就说：“你们是搞原子能的，你们要炼铀。”当时，工程物理系的师生只搞科研，参加炼钢很少，一个班每天下午炼一下。学校里也只搞了几天土法炼钢，以后试用转炉炼钢。蒋南翔看到学校创造的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鲜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推广，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创举，对于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58年以后，有些课题贯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原则，在教师指导下，一届一届毕业班接力参加，既取得较好的科研成果，又使学生得到生产实际的锻炼。如密云水库工程设计、电子模拟计算机、500万电子伏特加速器、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球墨铸铁、试验电厂、电力系统动态模拟试验等成果都具有较高水平。

　　蒋南翔考虑到要培养高质量的原子能工程技术人才，必须有科学研究与实习锻炼的场所，在创办了工程物理系与工程化学系之后，他又向中央建议在清华大学建造试验原子反应堆，并建设相关的实验室。1958年11月原拟在离清华不远的后八家建设实验基地，后因距离市区过近，在北京市委的直接关心下，确定反应堆建在昌平县虎峪村。这个工程列入国家科委和北京市的重点项目，1960年3月开工。依靠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艰苦创业。开始时，很多师生住在帐篷里。其中经历了苏联撤退专家与三年经济困难的种种艰辛。师生们提出要“知难而进”、“寻难而进”、“迎难而进”，“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蒋南翔对于这个项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调配干部，加强领导，亲自筹措经费，争取特殊材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也非常关心反应堆的建设，多次到工地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当时没有人去过外国留学，只有5人到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反应堆上作过短期参观实习，其余大多数人连反应堆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更谈不上研究与设计。教师和学生是从用草板纸、剪刀加浆糊制作反应堆模型开始做起的。用手摇计算机，几个人排成一行，连续计算，精确地掌握了反应堆设计需要的数据，后来的实验结果和计算结果一致。在1964年国庆节，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运行启动一次成功。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

　　利用试验反应堆为我国发展核潜艇技术完成了屏蔽试验，在蒋南翔大力支持下，又开展了新式船用核动力堆的研究，虽然这一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但同样的原理用于以后的低温核供热堆的开发工作。

　　蒋南翔在建堆开始时，就提出了“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通过建堆，一支敢于打硬仗、善于打硬仗的高素质队伍锻炼成长起来，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自己的原子能工程技术骨干。与此同时，蒋南翔支持工程化学系汪家鼎教授提出的建设热化学试验室的建议，开展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的研究，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周恩来总理拨付的230余万元专款支持，蒋南翔也经常给予关心和帮助。蒋南翔在建堆过程中，经常指导干部和教师“要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战斗中成长”；“打破专业框框，勇于创新，不怕‘转行’”；“大兵团作战，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发挥各种人的作用”。建堆成功后，他又指导建堆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吕应中，总结工作经验，其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步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敢于改行，善于改行”等许多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成为清华师生大家的共同认识，对于全校开展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期间，清华的一些尖端科技专业在创建的同时，也取得一些可喜的科研成果。在国内首先研制成气象雷达、电视发射接收系统、硅单晶材料和硅晶体管、参量放大器、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控制三维飞行模拟器等，有些成果很快转向了生产应用。

　　对于1958年进行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教育改革”的成败得失，社会上和教育界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一无可取；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改革”是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次战略选择。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苏为鉴、多快好省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做为战略思想，从长远的发展方向来看，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方针和措施上，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等是正确的；在教育工作中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实行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结合等新鲜经验也是值得探索的。事实上，1958年的教育改革与“文化大革命”不同，有党委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和学校党委头脑比较冷静，尊重科学、尊重教师，那么教育革命是可以做到有重大突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在1958年“教育改革”的指导工作中，除了缺乏经验以外，主要是某些方面犯了“左”倾错误，有的还是严重的。如一段时间劳动过多、教学秩序受到干扰、师生关系紧张等。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蒋南翔认为：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教育革命，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入了新的时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队伍提高了，这是要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提高了科学技术水平，充实了仪器设备。过去不能解决甚至不敢设想的某些科学技术问题，现在已经能够解决或者正在着手解决。

　　蒋南翔认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有“左”的失误，这不能避讳。但是，做为党的干部一定要把指导方针中的失误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创造精神严格地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