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如果说，梅贻琦是“旧清华”的一张“名片”，蒋南翔则在解放后塑造了“新清华”的精神，有人说，“今天的清华，依然是蒋校长的清华”。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1952年的最后一天，阔别母校15年的蒋南翔，以校长的身份回到了清华大学。自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之后，清华总算有了新校长。

　　蒋南翔是清华大学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校长，任期近14年，人们习惯称他治下的清华大学为“新清华”，以区别他与前任梅贻琦及之前历任领导下的“旧清华”。

　　从学生到校长

　　39岁的蒋南翔从团中央调出，来到清华大学，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也是他的主动选择。当时，除了清华大学，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也希望他去工作。

　　1932年9月蒋南翔考入清华文学系之初，对自己的规划是当一个学者，因此，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他埋头学习，给人印象也是诚朴寡言、沉静深思，显得有些腼腆。

　　不过，国难当头，蒋南翔的书桌没法平静。他开始加入清华校园里的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社联小组等各种类型社团组织，也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的名义，派5000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但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包括校长梅贻琦都提前通风报信，蒋南翔等人得以逃离。蒋南翔后来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

　　在这样的环境里，蒋南翔迅速成长。1933年10月，大二的蒋南翔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组织各种爱国救亡活动：集会、结社、出刊……到1935年他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是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了。

　　就是在组织和领导 “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中，蒋南翔撰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全中国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离开清华后，蒋南翔一直很关注母校。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他就和其他38名清华同学成立了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并被选为总干事。1943年，蒋南翔和会长曹葆华还曾代表分会致函问候梅贻琦。解放初学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候，他也很关注清华的情况。

　　在华北乃至全中国终于可以放下平静书桌的时候——这恰好是蒋南翔当初投身革命的原因，已经位列中共开国功臣、前途大好的他，选择回来当校长。

　　按照党的要求办学

　　1952年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这次院系大调整，在当时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但三十多年后，它又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蒋南翔上任时，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已被调走，只剩下的工学院，也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一向被称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终结。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很心痛，他曾对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刚到清华，就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蒋南翔制止了这件事，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正是蒋南翔这番话，保住了清华大学的文脉，多年后，当清华试图恢复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时候，这批藏书成为宝贵财富。

　　不过，尽管对母校心存惋惜之情，蒋南翔贯彻起中央的既定方针，丝毫不打折扣。1951年6月，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就职演说中说：“我认为建校方式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蒋南翔更加不例外。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把她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而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蒋南翔做的，就是坚决贯彻中央改造旧教育的政策，把清华大学建立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这一过程，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充溢了痛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