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唐小兵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复兴，让民国清华的人文精神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原来清华并非仅仅是工程师的摇篮，换言之，清华的立校宗旨从一开始就在规避其培养的学生，沦为韦伯所言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之境地，相反，从矗立在清华园内陈寅恪所撰写的王国维的纪念碑词中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等文句，我们赫然可感知到那种提升人心、振拔士林的浩然之气。至少在先秦时期，有游侠之风气的士人，并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书生，而是被尚武精神灌注的风骨硬朗之群体。如雷海宗所言：其时“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人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

　　清华虽系从留美预备学校发端，但其崇尚体育精神的制度与文化，除了来自美国大学的传统外，却恰似在与中国士人的这一种隐而不彰的传统相接榫。这可以说是清华的另一种精神传统，即与人文精神相对应的尚武精神或体育精神。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里所言及的清华体育精神，恰与雷海宗所言互为呼应：“清华特别注重体育，其主要目的不在训练少数运动选手而在普遍地培养学生的体力，用以矫正中国读书人文弱的积病。每天清晨高等科的学生要集合在广场上，由体育教员布汝士先生（Mr. Bruce）领导，作十五分钟的柔软体操（天雨改在体育馆举行），然后才分别到教室里去上课。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钟，宿舍、图书馆、教室的门都关锁起来。学生纵然不在操场或体育馆作运动，也得在校园里空气流通的地方散步或坐地。”通过“强迫运动”的方式来养成学生体育运动之习性，进而强健其体魄和人格，逐渐就在改变中国读书人自汉以后的鄙视体力的陋习，这也就是杜亚泉先生所言的“艰苦其身体，淬砺其精神”。

　　政治思想史家浦薛凤在其回忆录中亦提及清华教育生活中的这种特质：“强迫运动亦是清华特点。初上课后，每天下午四时，各处摇铃，寝室、教室、自修室随即一律锁闭，全体学生均须走到户外，自由选择，参加各项运动，以一小时为限。足球场虽只一个场所宽大，前后左右尚有空地，足球甚大，随便玩踢；篮球场及网球场则各处设置，为数不少，校中亦备置球与球拍，供应使用；至如秋千、铁杠亦均俱备。至如练习跳高、跳远、赛跑，亦有其人。不少同学固已换穿短衫、短裤、运动鞋。但是依然长衫、马褂、背心，并肩携手在操场周围或沿着园中马路，来回散步者，更是大多数。”新旧相接时代，即使体育运动之穿着，亦蔚为大观，体育除了锻炼身体、调节心灵之意义外，尚可培养协作之意识、勇敢之精神。当时或许谓为强迫之运动，若养成嗜好之习惯，则受用一生矣。

　　清华不仅仅通过这种方式强迫学生课余的运动，而且将体育的成绩与毕业衔接在一起，通过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推动学生的体育运动之习惯。浦薛凤回忆道：“清华学校每级学生值毕业之年第二学期，必须经过‘动作活泼’考试（Agility Test），即必须百码赛跑（十四秒钟以内），跳高（两尺六寸），跳远（似为六尺），掷铁球（一丈四尺），爬绳（在体育馆内举行，双手须达一丈二尺高度），以及游泳（在体育馆内游泳池中举行，以能在泳池上游来回为度）。高予一级（庚申级）之徐笃恭君曾因活泼考试未能及格，校中予以留级一年，而不让随班出洋！盖学校任何规定，如不严格执行，势必成为具文。但其结果，徐君笃恭不愿留级，不肯返校，竟然牺牲赴美留学机会。”即此而言，体育其实也是在养成学生的规则意识，现代大学教育强调自由精神，但自由若与秩序、规则、权威等脱节，则势必自由得一塌糊涂而一事无成，清华学生往往不好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空谈，而注重躬行实践和自强不息，往往亦与这种体育精神相关联。

　　即使如嗜读书如命的1930年代清华历史系学生何炳棣，也在晚年时常感慨大学时代清华园塑造的强健之体魄，感激于其时体育风气之熏染：“七七事变之后长期丧失经常运动的机会，以致在海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始终未能重新燃起锻炼身体的意志；一生体力再也无法超过20岁时的顶峰，实在令我不胜感慨。可是，中年自称‘蒲柳先衰’的杨联陞学长永不能忘我曾经是‘斗牛壮士’。1938年秋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文秘书、燕京历史学会会员萧正谊先生和我初见之后，对清华七级陈某（陈岱孙先生的堂弟）表示惊异：‘我以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书生，没料到他是关西六尺大汉。”

　　清华学校重视体育，本与中国汉代以后知识人的传统格格不入，但在传统私塾教育中成长的读书人，却往往感激于这种新式学堂的体育精神，清华体育亲历者萧公权就曾指出：“这些重视身体发育，培植尚武精神的教育措施，与中国宋明以后的传统观念几乎完全相背。平心而论，这正是医治中国读书人文弱的对症药，未可厚非。”而前引史家雷海宗所念兹在兹的，如“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受命的精神”才可能在中国新式教育中凝聚并显现出来，而其积弱之病根才可能拔除。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