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潘懋元教授，1920年出生于广东汕头。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召集人。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教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潘懋元教授在中国创建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硕士生和博士生。

　　潘懋元教授主要著作有《高等教育学讲座》（1983）、《高等教育学》（1984）、《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1991）、《新编高等教育学》（1996）、《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1996）、《潘懋元论高等教育》（2000）、《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10多部。

　　记者：您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令人钦佩的学术成就，以及世界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迅速发展，都证明您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一个大有潜力的研究领域。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影响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请您谈谈您是怎样选择高等教育作为您的研究领域的。

　　潘懋元：年轻时选择进师范学校，学教育专业，是由于一次失败的教书经历激发了我钻研教育问题的决心。初中毕业后，我到一所小学教书。精心准备的一堂课只讲了20分钟就无话可说了。经过这次失败，我确立了做一名合格教师的理想。

　　由于我读过一些古文，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我的志向是研究中国教育史。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教育工作中的又一次失败，改变了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当时，毛主席提出干部要变外行为内行，大学干部要学点教育学。因此，厦门大学领导要我开教育学讲座。但由于以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小学教育，所讲的理论不符合大学的实际，干部们听了很不满意。这使我感觉到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研究高等教育的必要性。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都是教育，当然有共同的规律，能够构成共同的基本原理。但是，高等教育既然是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就有其特殊问题，也就是说，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有它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往往比基础教育更为复杂，不是根据基础教育的一般原理所能解决的。同时，当时的综合大学有培养师资的任务，也要修教育学课程。学生希望我们不仅讲如何当中学教师，还要讲如何当大学教师。这样，就促使我萌发写一本高等学校教育理论的想法。1957年，我发表文章呼吁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并组织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编写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但此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到"文革"结束后，我再次呼吁和推动高等教育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就这样形成了。简要地讲，我选择高等教育作为研究领域，首先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实践中的失败产生了理论上的需要；其次是由于我能正视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

　　记者：有了明确的学术理想，找到了大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一半。但您在推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也并非一帆风顺。请您谈谈在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方面，影响成败的另一半因素，特别是个人因素是什么。

　　潘懋元：大的社会背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机遇很重要。我在20世纪50年代呼吁和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的时候，也正是其他国家开始注意高等教育研究的时候。如果当时就起步，可以说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却未能真正起步。这正是由于社会动乱阻碍了学术研究。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而在动乱结束之后的70年代未，80年代初，我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呼吁就能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这是因为拨乱反正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对我的"偏爱"，可能是因为我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理论准备。我学过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对文学、历史、逻辑学也有所涉猎。50年代以来，又研究过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高等教育理论，包括关于高等教育的特点、基本规律、教学过程与原则、大学生心理特征等，逐渐形成了一些粗浅的但却是自己的见解。二是实践准备，高等教育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光有理论准备还不够。从40年代起，在大学当教师的同时，我先后兼任过系秘书、教学研究科科长、教务处长、副校长、党委常委等。我对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有很多感性认识，并使我有强烈的从理论上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在"文革"期间，尽管知识和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对象，搞研究要冒风险，我还是始终坚持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也是我能抓住机遇的重要原因。

　　此外，经历了"文革"期间的挫折，包括学术研究上的挫折和因学术问题受到的政治冲击，在动乱刚刚结束就呼吁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是需要勇气的。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无疑远比在一个已经得到承认的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工作要艰难得多。这也同样需要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个性，更来源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历次运动对高等教育的破坏特别严重，这些破坏主要由于政治原因，但也存在不懂得和不尊重高等教育规律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发展高等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来一个大发展、大提高。但仅有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当时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遵循规律去解决。这就需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探索高等教育的规律。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推动高等教育研究，提高对社会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和重视，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记者：您曾经指出，中国的高教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理论脱离实际，内容贫乏，理论空乏，教条味重；一是实际脱离理论，铺叙事实，就事论事，发表个人经验或感想，以偏概全，不能上升到一般理论上来。而您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做到了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请您谈谈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来源于实践，包括古今中外的高等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我在研究中注重考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希望从中获得启示和论据，发现规律。这是在过去的实践基础上构建理论。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国际比较就是研究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践，这既能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的实证基础，又能为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现实的高等教育实践是我进行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三条源泉实质上是一致的。前两条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总结的理论，第三条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和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加以总结和提高。比较而言，第三条最重要。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被确认并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受其局限，就会坐井观天，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扰，视野狭隘，很难看得深远。通过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我们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不但视野开阔，还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加以消化吸收，使心胸也开阔。

　　我的理论研究很得益于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积累使我在研究教育理论时，心中有个"实际"；在写文章、做报告时，心中有读者、听众，力求使抽象的理论成为简单、明白、可接受、可操作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养成了从教育实践中发现理论问题，以教育实践检验教育理论的习惯，而不满足于只引用西方的观点和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论证自己的理论。

　　理论研究中"大、空、洋"的倾向值得注意。"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理论推导出来，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很多青年理论工作者颇有才气，但如果不联系实际，光说空话，这样的才气是难有生命力的。

　　理论还必须由实践来检验，通过历史分析、比较研究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被确认并得到应用，从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

　　理论来源于实践，但不能停留在经验水平上，要注重提炼和升华，使理论高于实践。只有这样，理论才会具有预见性，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从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实践经验中，我提炼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关系规律。根据这一规律，考察高等教育的现实发展，就能作出一些合乎规律的预测。我在考察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特别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过程中，发现建国初期私立高等教育的消失，不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容许私立教育存在，而是由于单一的公有制使其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又有了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可以预见到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将会迅速发展。同样，随着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地方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地方经济实力不断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出现地方化趋势。这些预见都得到了证实。这也证明我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教育外部关系基本规律是符合客观事实，反映客观规律的。而我们基于这些预见而进行的超前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紧密结合实际的理论成果，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总之，应当提倡广泛调查、深入考察、参与教育实践，尽可能使我们的科研成果客观些、科学些，并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可行性。那种认为理论工作的研究任务，只是提出理论，而是否可行，是决策者的事的治学态度，对于高等教育这种应用性学科研究，是不全面的。当然，我只是说，科研成果要充分考虑其可行性，并不是要求理论工作者代替实际工作者制定具体的方案、措施。因为，从理论到实践，还存在一连串中介环节，还有许多具体的条件，还有不同的环境，不能要求理论工作者包办一切具体工作。

　　记者：研究过去的实践和外国的实践，也存在方法问题。您对这些方面也素有研究。能请您谈谈如何运用历史法和比较法研究高等教育吗？

　　潘懋元：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科学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进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作出深入、正确的评价。

　　但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要防止"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不能先有结论，再带着结论去找历史材料加以论证。这样常常会歪曲历史，形成错误的结论。应不带任何倾向性观点，准确地、客观地澄清历史事实，再从中概括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做到"论从史出"。

　　一方面要做到"论从史出"，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以论论史"，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古为今用。因为，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论，它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历史实用主义。其次，历史研究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当前改革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弄清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研究应该而且能够为现实的高等教育改革服务。

　　运用比较方法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常常容易在可比性上犯错误。只有具有可比性的比较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将不可比的教育现象加以比较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把孤立的两种或多种表面现象、统计材料、模式等等，凑在一起比较，而不深入研究其背景、内涵、实质，轻率地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似乎有根有据，却是不准确甚至是虚假的。以之探讨规律，不能正确认识规律；以之作为决策参考，不但缺乏可行性，而且往往导致决策失误。

　　正确运用比较法研究教育问题，就要把教育摆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上来考察，即联系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科技水平、政治与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以及人口、地理、民族等等来考察教育，而不只是就教育谈教育。这样才有可比性，从而在借鉴上才有可行性。还要以发展的观点来比较研究，而不只是比较横断面，这样才能把握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此外，比较研究还要深入到各国的教育实践中去，分析实际效益。不能停留在对各国政策、法令等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上。写在书面上的教育政策，反映了政府办教育的意向、要求，往往与实际有相当大的距离。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校自主权比较大，不一定按政府文件办学。许多实际问题，只能通过有目的、有计划、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才能弄清楚。如果不可能亲自跑到国外去实地考察，也要多渠道收集教育实际的信息，以便和文献资料对照研究，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掌握真实情况。

　　记者：您刚才涉及到了研究方法的正确使用问题。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即局限性。超出了这个范围使用就会出错。这种情况在研究实际中屡见不鲜。请您对此作些分析。

　　潘懋元：我最近对一批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一次报告，题目就是《不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正确的方法，错误的运用》。谈到包括统计方法、测量方法的误导，以及观察法、调查法、文献法、比较法等等的错误运用。从反面来论证各种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要科学、准确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核实研究资料。统计资料可能存在口径问题、指标问题，还可能含有水份。文献资料可能出于宣传的目的报喜不报忧，或报忧不报喜，夸大成绩或者问题，都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使用这类材料都要注意核实，要尽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少用第二手资料。

　　第二要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比较客观，能提供大量的实际材料，但所反映的是表面现象。定性研究才能探究内在的因果与本质的规律。定量研究只能知其然，定性研究才能知其所以然。没有定性研究的定量研究往往是现象的罗列。最好是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

　　第三要实证性研究与思辨性研究并重。实证性研究重在摆材料，思辨性研究重在思考。不重视实证性研究，容易夸夸其谈，脱离实际，难以创新；只重实证性研究，一味堆砌材料，不注重思考与提炼，又会流于繁琐。只有在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思辨性研究，才能透过现象，深入到事物内部，掌握本质规律。

　　第四要兼顾正面论证与反面驳难。单纯采用正面论证，常常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忽略与结论不相符的材料和问题，出现观察和思考的盲点。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这就需要借助反面驳难加以弥补。在研究群体中，认真对待反对意见，能借助他人的反面驳难弥补自身的不足。即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对自己的观点从反面进行驳难，来发现和弥补研究中的不周之处。

　　第五要加强思维的逻辑训练。研究中常见的一些错误，如偷换概念、把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进行假言推理、论据不足或与论题无关"推不出"结论等等，这些错误都可以通过逻辑训练加以克服。

　　记者：您在八十高龄仍保持着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能讲讲这其中的秘诀吗？

　　潘懋元：积极学习是防止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有效方法。我很注意向实践学习，向年轻人学习。尽管年事已高，我仍大量地、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这使我总能接触到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与年轻人，特别是我的研究生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年轻人思维活跃，善于吸收各方面的新知识。与年轻人一起讨论问题，总能感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碰撞和冲击。我很注意发现和把握青年人思想的闪光点，并加以提炼和系统化。如运用可持续发展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就是在与博士生讨论的时候受到启发后，我组织他们写了一组笔谈，并形成了我自己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观。

　　记者：您长期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还经常外出讲学和参加学术活动。您是怎样处理行政工作与研究的关系的？又是如何将繁多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做到忙而不乱的？

　　潘懋元：行政工作很繁忙，而且不受八小时限制。担任行政工作确实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搞研究。但我那时有一个强烈的意念，不能只搞行政，必须挤时间搞研究。这需要"自找苦吃"。我是利用晚上9点以后和周日的时间搞研究的。

　　工作繁多时，要有多面作战的能力。我是在学习与工作矛盾中，学会多面作战的。早在上师范时我就到夜校兼课教书，以此赚点生活、学习费用。同时还挤出时间写写小说。上大学时还担任了许多学生会的工作，如年级学生会主席、教育学会主席、社会服务处主任。除继续在中学兼课外，还担任了长汀县中的教务主任。在长期的磨炼中，我学会了安排脑袋。能够做到读书时不想办公的事，办公时不想功课内容；自学时不想备课，复习这门功课不想其他功课。在学习和工作中，脑袋的安排比时间的安排更重要，也更困难。我的办法是用一张小纸片，把该处理而未处理的事一件一件记下来，把记忆的任务交给小纸片，从而解放了脑袋。到该想该做的时候再去想再去做。由此养成的习惯使我后来的工作受益匪浅。

　　记者：您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简明，从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简明的规律，这是许多大师级学者的共同特征。请您谈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做学问的境界。

　　潘懋元：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在治学上可以表述为"深入浅出"和"由博返约"。深要深在思想上，深在理论上。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而真正能揭示本质和基本规律的理论总是具有简明的表达形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科学美。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因此，只有真正深入到了本质，把握了基本规律，才能浅出，浅出就是要用简明的方式表达出来，做到明白易懂。很多研究者以把简单的东西讲得深奥难懂为学问高深，在治学上表现为正在深入，但还没有深入到本质，没有把握住最基本的规律，因而也无法浅出。做学问，要做到深入浅出，既有下功夫的问题，也有端正思想的问题。

　　先说端正思想。很多年轻的理论工作者难以深入浅出，往往浅入深出，旁征博引许多高深的理论，以炫耀自己的学问。讲得明白易懂，语不深奥，似乎就没有学问。这使许多人尚未真正深入就自认为学问已经做得根深了，不再进一步努力深入。其实最高深的学问，可以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表达，也应该用简明的语言来表达，寻找简明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往往也是深入研究的过程。所以，只有端正了思想，才能进一步把学问做得深透。

　　除了端正思想外，还要下功夫。要在由约到博的基础上，再由博返约，由约到博是充分占有材料的过程。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到。而由博返约是对材料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究其中蕴藏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创造力和艰苦求索的过程。要把材料融会贯通，化为己有，形成自己的见解。我常常早上躺在床上思考半小时，很多观点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当要写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再重新审视材料，果敢地根据需要取舍材料。要敢于割爱。同时，尽量用自己的语言，简明他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样就能做到深入浅出和由博返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