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日前看到新华网的一则报道，深圳将用5年时间全面施行校长职业化。我以为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深圳又跨了一大步。

　　我想起另一则消息：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选聘新校长，有人推荐即将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据当时的民意显示，两人当选的呼声都很高。但出人意料的是，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对此类呼声根本不予理睬。为什么？校方解释说，像克林顿和戈尔这样的政治精英，可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领导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丰富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涵养，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条件。

　　深圳全面施行校长职业化的改革，正是从学校与政府的不同性质来考虑的。学校不是政府，校长不是官。教育是事业，校长当以事业为本，是事业家，更是教育家，至少是半个教育家；教育即使作为一种产业，校长也只能兼有企业家的角色，而企业家显然也不是官（尽管企业领导曾经是官，但市场经济浪潮卷去了他们头上的官帽，因为做官是管不好企业的）。校长同样如此，可惜他们依然还在做官。

　　严格地说，校长本来就该是教师，懂专业，但这远不是当校长的充要条件。跟一般教师相比，校长要有管理教育、教学、科研的知识结构，而且善于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教育、心理以及管理科学的最新成就，只有这样才能按照教育教学规律组织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活动。毫无疑问，这要求校长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科研的组织和管理中去。正如陶行知先生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讲的：“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然而校长一旦做官，成为官场中人，就会慢慢离开课堂，离开自己的岗位，疏远教师疏远学生，天长日久，难免不沦为编制在学校的官僚。

　　长期以来，校长被牢牢地捆绑在“官本位”的马车上，即便不想做官却不得不做官，正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政府行政部门的千条线，往往都要穿在校长这眼针上，学校也就不得不衙门化，既增加校长职位数，又增加与行政机关基本对应的处室。各种各样的会议，不管与教育有无关系，动辄命校长参加；各种各样的检查，校长也要去应付。上面来个小科长，甚至来个小办事员，校长也得以官场礼仪待之。如此送往迎来，不堪重负徒唤奈何。要钱要物要人，校长哪有？钱要“跑”物要“跑”人也要“跑”，比如想进个教师，不光要跑教委，还要跑人事局跑财政局，少拜一个菩萨也别想办成；而要辞退一个不合格的教师，校长几乎没有这个权力。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还能“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由此看来，校长做官乃是一种体制病，是“官本位”体制使然，即校长的选拔、任用和管理，完全套用政府行政级别的办法，谁行谁不行，全由上一级党政领导说了算。这样的体制，显然违背了教育教学活动本身的运行规律。论其弊端，总而言之，一是使得校长的权力限制在只能对上负责的范围，上面不满意，师生再拥护、社会再叫好也白搭；二是得设置各种机构与行政部门对应，学校无形中变成了“小政府”；三是给不具备校长资格的人开绿灯，一些跟教育毫无关系的官员，忽而摇身一变成为一校之长，这种现象绝非个别；四是把官场恶习带进了学校，使圣洁的殿堂滋生腐败的病菌。

　　职业校长相当于职业经理人，深圳市的改革，把校长从政府行政部门解脱出来，面对市场、竞聘就业，可以使自主创新意识和敬业精神得到强化。校长职业化机制的建立，显然有利于改变教育脱离经济规律、脱离社会的现状，变单一、封闭式办学为多元化、开放式办学，相信这一改革也将对深圳的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