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有句名言:“有一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校长?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校的自主权是非常小的,一个好校长的任务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的指令,培养出统一标准的人才。他们无需思想,更无需创新,否则就是“叛逆”。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愿意为学校包办一切,校长们于是拥有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大家都希望“千校一面”成为历史,而特色学校将遍地开花。
这是“学校的转型”,更是“校长的转型”。校长们必定备感困惑和痛苦。他们仍然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但这些方针主要是前进方向而非具体道路;他们仍然要执行上级管理部门的“指示”,但这些“指示”更多的是原则而非具体的措施。因此,他们不得不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信念,不得不从实践出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施政纲要”,不得不千方百计把学校办成特色学校。他们必须进行艰难的角色转变。
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领导。”这就是校长的新角色。
但是,这样的角色转变如何去实现呢?没有人告诉校长们诀窍。因此,更多的人就屈服于各种利害关系,在原来的角色中打转;有的人或是想附庸风雅,或是出于宣传修辞的考虑,开口闭口都是时尚的教育口号,却根本不关心学校的具体教育事实,他们以为这样就提升了自己,这是误入迷途。
我们需要找到示范性的人物,冯恩洪就是其中一个。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启示,但有一条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一个好的校长,会把头和脚都扎进学校的实践中去,他的教育思想、信念,不是从书本和文件上照抄而来,而是从学校的具体实践中生长出来;他有这样的本能——所有发生在学校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他不仅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其背后隐藏的问题和教育价值。一个学生要转学,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大不小的事情,有些校长哪有心思去过问?但荣誉加身的冯恩洪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大吃一惊”,我想,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事关学生命运,无论如何学校都负有重大责任,也许还能由此挖出学校存在的大问题呢。冒雨家访的结果,果然与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他立刻进行了成功甚至创造性的补救,事后他又进行反省,直接影响和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是官僚十足的校长,学生走了就走了,又谈何教育思想的催生、学校办学理念的形成?
没有校长群体自觉性的角色转变,就没有特色学校的繁荣,就没有大量富有个性的创新人才的诞生。让我们为涌现出更多的冯恩洪们而呐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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