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卷首语

　　1977年高考恢复，意味着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邓小平在当年科教座谈会上的拍板，改变的不仅是当年40万名年轻学子的命运，迄今为止已有3000余万人因为“恢复高考”的决定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恢复高考的三十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三千六百万人。而且这种影响仍在顽强地释放其生命力。因为那次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悄然发生改变。作为至今最为公平并被普通百姓拥护的人才选拔制度，恢复高考标志着国家将知识和人才确立为维持与变革社会的基本力量。

　　30年后的今天，重新梳理高考恢复事件的脉络，力图还原当年决定出炉的故事，我们并非沉湎怀旧的情绪，相反我们的目光朝向未来，锁定今后高考变革的新思维，并探寻高考之外的多种成材路径。我们相信，变革将赋予高考新的生命力，今天的成长道路必将越走越广阔。

　　当时间的车轮倒转30年，有一个特殊的事件是今天回顾高考历史时不可避绕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会议，就是在这次著名的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采纳了与会代表的建议，推倒“文革”期间奉行的“十六字”方针，当即拍板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不过30年后当人们试图去还原那次事件时，却发现当年首倡恢复高考的“功臣”在时间的沉浮中变得日益模糊。但值得欣慰的是，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言，那时许多关切教育命运的人都心存“恢复高考”的期待，倡导者是在正确的时候说出一个正确的观点。因此，在“学界疑案”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步伐——这是整个时代的呼声。

温元凯：复考建议被采纳“四分之三”

年轻大学助教的“梦幻之旅”

温元凯：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助教 

　　1977年8月2日，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年轻助教温元凯当时正在上海陪家人一起过暑假，突然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被告知：8月3日前往北京，参加8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一看电报的落款，他着实吃惊了一把：电报的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第二天温元凯飞抵北京后，前来迎机的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见面后，刘道玉便打招呼称：你们是邓小平副主席的客人，明天邓副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见你们这些代表，开四天科教座谈会。

　　今天在温元凯看来，自己当年有幸参加科教座谈会，很大程度得益于当时中国科学院新任院长方毅的赏识和“点名”，这张名单的不少代表都是他直接选定的。就在座谈会召开不久前，温元凯和方毅之间还有段特殊的“交情”：当时年轻的温因为在化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却因为遭遇一些极“左”因素的干扰备感苦恼。1977年4月份左右，他尝试给方毅写信，讲述自身的科研经历和苦衷。当年5月，方毅的回信同时寄给他本人和中科大党委。“方毅的提名大大‘抬举’了我，通过我写的信，他知道我是一个敢于发表意见的优秀科学青年。”

拍板“恢复”赢取掌声五分钟

　　8月4日，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温元凯感到新奇而紧张。翻开会议资料看到参会名单后，他“确实吓了一大跳”。全国只有33个正式代表参加座谈会，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的著名大学校长、科技界权威等，如北大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教授，南开大学校长、化学界老前辈杨石先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等。在所有参会代表中，多数为六七十岁的老专家，最高的82岁。40岁以下的只有一个，即温元凯。

　　相比会上德高望重的学界权威，自己年龄最小、辈分最浅，温元凯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因此虽有不少话想说，但不能抢在前辈之前发言。不过，就在8月4日下午，在邓小平询问大家有没有补充意见时，他利用这个插话的机会表达了“恢复高考”的想法。

　　温元凯说，高考应该恢复。现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导致学生质量参差不齐，他们尽管学习愿望很好，但基础太差，导致人才出现断层、荒芜的现象。当时他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听完温元凯的发言，邓小平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时不少代表没有弄明白“四分之三”的含义，邓小平补充到，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温元凯终身难忘：邓小平随即问到，恢复高考能不能快点？最好今年开始。当时参会的教育部负责人表示，今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已经下发。邓小平果断地说，发下去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争取今年就恢复，就这么定了。邓小平话音一落，所有参会者，甚至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服务员，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起掌来。当时现场五六十人的掌声长达五分钟左右。

查全性：痛陈时弊倡导“恢复高考”

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

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

　　今年已有82岁高龄的查全性院士30年前还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提及隐藏多年的疑问：“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

　　对于30年前的座谈会，查院士印象深刻的是：1977年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当时查全性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并直接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当即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随后他具体提出“高考恢复”比较完整的方案。

　　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应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相对来说，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要求低一点。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以及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