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资料图片：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登临黄山，为闻讯赶来的杭州大学学生签名留念。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引言

　　站在时代高点的伟人的推动下，高考废止十余年后恢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它率先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它不仅为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选拔聚集了一批知识精英，而且在制度层面上，重新开启了起点公平的渠道。

　　三十年过去了，刘西尧还是不能坦然面对恢复高考的那段历史。甚至对那场应该刻骨铭心的北京高招会，他言语含混。在武汉茶港公寓的家中，这位耄耋老人几乎不正面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他重复最多的两句话是，“没有，没有这回事”和“你们看看我的回忆录就知道了”。这或许可以理解。毕竟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并没有赶上形势，在高考恢复中角色尴尬。

　　不过，他的含混不能改变逝去的历史。1977年，北京高招会不仅开了，而且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长的。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才终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送570万人顺利入考场，并成全了其中的二十九分之一。

　　想震动又担心会地震

　　1977年8月13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对于所有与会者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因为这是他们在一年中第二次参加高招会。之前，教育部在太原已经开过一次高招会，并通过了招生意见。一切都预示着那一年将不会有什么不同。

　　太原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招会，教育界对此寄予了很高期望。一些省厅的负责人是兴致勃勃来的，以为“文革”的错误做法这下子能够翻过来了，因此还好好准备了一通需要的材料。然而，太原会议除了揭批“四人帮”外，始终围绕着教育部缺乏新意的《招生意见》转圈，没有实现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确实也不简单。虽然“四人帮”倒台快一年了，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虽然周恩来关于招应届生的意见很得人心，但被片面理解的“七·二一”指示仍然不容违反；虽然不要文化考查弊端百出，但是又怕犯修正主义“分数挂帅”的错误。另外，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也没有做好“转弯”的准备。

　　这位在国防科技战线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其时刚刚到教育部上任半年。履新以来，他没有广泛接触教育界人士，也还没能思考一下教育大局。刘西尧只是攥着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那是他去《光明日报》处理“梁效事件”时，国家主席华国锋给他的—匆忙开始了1977年的高招工作。

　　太原会议上，心头有座山的不仅仅是刘西尧。邮电部的负责人用“想吃又怕烫”来描述自己的心情，而辽宁来的负责人则说：“想震动，又担心会地震。”这可以算得上当时最典型的心态。

　　不过，大多数人不可能看不到“左”倾路线带给教育的沉重灾难。首先是通过举荐制招来的学生素质太差。据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沈克琦回忆，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学生答：“四分之二。”老师耐心启发道，“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学生答：“二两馒头。”老师无语。

　　有记录显示，1972年，东北工学院的新生中，没有人学过几何、物理、化学；上海交大的许多新生则无法理解为什么二分之一会比四分之一大。就像电影《决裂》中所表现的那样，那时候上大学“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

　　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状况还要离奇。毛远新甚至提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在成功导演“张铁生白卷”事件后，他更是很有想象力地推进了自己的理论：“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在学习之中”。按照毛远新的设想，大学其实跟农场差不多。

　　“造成这样的结果跟片面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关系很大。这个指示要求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沈克琦说。

　　由于上大学不用考试，便造成了大规模的弄虚作假。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发现并制止的“后门”就有242起。后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可是，一纸通知是无法堵住后门的。江西省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了个故事：有一个生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当地老百姓愤怒地推倒了他家的墙。

　　在这种背景下，“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自然成了太原会上争论的热点。一方观点认为，这个方针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能轻易改。另一方则认为，这套办法花钱多，费力大，还招不到好学生，应该改进。浙江的一位代表质问说，《共产党宣言》每次再版，马恩都写序指出应该修改的地方，难道这样不是经典的具体规定还能管一万年吗？

　　然而，这并不能扭转太原会议的基调，刘西尧领导的教育部打了太极拳，在会后向国务院呈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中，对直接招收应届毕业生开了口子，但最早的比例只有1％。对文化考查，说得很坚决，但实际上限制很多，比如要紧密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要与实践经验、中学情况相结合等等。如此这般，文化考查根本无法执行。

　　“在太原招生会上，‘十六字招生办法’仍然被肯定，‘三来三去’的分配制度也还会继续，高中生直接上大学依旧是大多数人的空想。”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杨学为回忆说，解冻还得等邓小平再次复出，也要等第二个高招会再来统一认识。

　　座谈会上终于有了掌声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武汉大学老师查全性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邓小平就拍了板，“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全部。实际上，在科教会前，邓小平已经在一些场合透露出他的思考。显然，查全性的发言正好符合了这位伟人的想法，而且作为一个具体问题，正好也是他这个主抓科技、教育的副总理能够主导的。

　　1977年7月23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找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他就说：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

　　六天后，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布置了任务，指示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对于参会的人，他的要求是：“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这个会议对于参会的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突然，尤其是查全性。当他平生第一次迈进北京饭店时，他甚至不知道让他来干吗。后来他才知道，与会的都是科技教育系统的人物，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

　　会前，方毅和与会者通了气：这个会是邓小平同志组织定下来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起来是八个字，但经过十年文革，对大家而言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查全性说。

　　的确如此。1977年8月4日，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杨石先教授开口就是检讨，说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座的邓小平皱起了眉头，他再次重申，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这番话后，场面慢慢活跃起来。

　　“大家说了很多问题，有些还是带有原则性的，比如怎么看17年教育战线，怎么认识‘两个估计’，我的发言其实重点也在这些上面，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一个具体的事儿，我当时觉得不如前一个问题重要。没有想到后来人们只记住了这个。”

　　查全性的发言痛斥现行的十六字招生办法埋没人才，卡住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他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并应体现以下精神：一、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考题；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按志愿选择专业。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

　　许多人马上发言支持查全性的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坐在邓小平旁边，邓小平转过头去问他：今年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回答，工作会议刚在山西开过，已经作了决定，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办。“不过”，刘西尧补充说，“这个文件刚送到国务院，国务院还没有批，如果要改的话，还有可能。”

　　邓小平点点头说，恐怕还是应该改。刘西尧接过话来：“要改的话，今年的招生工作恐怕要推迟。因为按照惯例，9月份学生就要入学。”会场上一片热闹，大多数人认为，即使推迟也必须改。

　　邓小平最后拍了板。他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据刘西尧回忆，这是座谈会第一次鼓掌。

　　教育部部长坐在火山口

　　对于查全性来说，科教会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拿着大家和邓小平的合影回到了武大，之后在学校的大礼堂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然而，对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九十二岁的刘西尧没有给记者细述他当时面临的状况。不过，在他给记者的书——《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中还是透露出不少的信息。根据这份回忆录，当华国锋等任命刘西尧做教育部长时，刘内心里其实并不十分情愿。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水太深、太浑。况且，他感到自己敢闯的劲头已经在“文革”中消磨得差不多了，抓全国教育这种大局面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中央的主意已定，刘西尧只好说了声“服从组织”。

　　刘西尧告诉记者，上任之初他曾经问过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的回答就一句话：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事实上，在他去《光明日报》处理“梁效事件”时，华就叮嘱说：“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在这种指示下，刘西尧就开始了他作为教育部长的“两步错棋”。

　　在回忆录中，刘西尧写道：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两个估计”，没有人比刘西尧更清楚的了。“两个估计”的内容是：原有教师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它最早出现在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并从此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头上最厉害的“紧箍咒”。

　　据刘西尧回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是李四光、徐景贤、刘西尧、严峻、迟群。由于开幕不久李四光病逝，徐景贤回上海抓批陈整风，全教会的实际牵头人就变成了刘西尧。

　　不过，刘西尧并不熟悉教育战线，具体工作主要还是由迟群负责，而背后真正做主的是张春桥、姚文元。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刘西尧本人也曾对“两个估计”提出过异议，但是姚文元搬出了一条没有公开的毛主席语录就把他顶了回来。

　　于是，刘西尧采用了他的独特办法，常常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屋子里打乒乓球。会议就这样耗着，整整开了100天。刘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会上，我一言不发，后来有人引为笑谈，并说：“你真沉得住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又能说什么呢？

　　1971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国。刘西尧既然身在其中，自深知其中利害。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说，“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召开座谈会，第一件事情就是传达刘西尧“两个估计”原封不动的指示。

　　三十年后，刘西尧告诉记者：“后来我也逐渐觉悟，几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家要求否定‘两个估计’，请示回来总是问：‘肯定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经过毛主席没有？’有这话，那还怎么办呢？”

　　在刘西尧到教育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有的人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他以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就避开了。新闻界约请教育部的同志去谈这个问题，普教司司长又一次请示，他仍然说：还是按毛主席批示的口径吧。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北京高招会。会上，人民日报记者穆杨要求写内参澄清“两个估计”，刘西尧还是来了个不置可否。

　　暮冬里的一声春雷

　　由于当时教育部的迟疑，科教座谈会后，教育系统仍然不能够形成共识。当时有个说法是，别人都在甩开膀子干，教育界在抱着膀子看，教育部还在左顾右盼。

　　这反映在北京高招会上，就是不同意见的两方吵得天翻地覆。与会代表们至少在四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争论的双方使用的武器是共同的，那就是毛泽东的指示，这是一场“语录战”。“比如说，一派认为，招应届毕业生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也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另一派就质问，既然符合毛主席的指示，那么为什么没有下发文件？直到后来从迟群笔记本里发现了相关记录，毛主席确实说过，这个事情才了。”作为文件组成员，杨学为每天都要目睹大量这样的争议。

　　不过，杨学为说，当时文件组写简报并不是平均选择笔墨的。“我们集中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上报。像大多数赞成考试，少数人担心。”他承认，这虽然有点个人色彩，但实际上这反映了民心。“经过十年‘文革’，民心思定，民心思建设，不要再乱下去了。在这些细微之处，民心起了作用。”

　　北京高招会从8月13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初还没有一个结果。会址从北京饭店移至前门饭店，又从前门饭店移至友谊宾馆。友谊宾馆的主楼不行，又搬到了配楼，配楼不行，最后搬到了专家套房。盛夏已过，秋凉袭来，一些人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当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大家的心情：“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一些与会者事后分析，那时候刘西尧的迟疑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1977年，整个国家都还处在向何处去的迷惘之中，众多的大是大非还没有弄清楚。

　　就在北京高招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十一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它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依旧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这种混沌给刘西尧出了一道难题。尽管此时教育部反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他还是采取了1971年全教会时的办法：拖！正是如此，北京高招会迟迟没有结果。这终于惹恼了邓小平。

　　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和方毅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找来谈话。此次谈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穆杨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引起的，他开始就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

　　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对教育部仍然束缚于“两个估计”，他非常不满。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他再次重申，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他指着教育部的头头们，“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最后，他严厉地说，“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9月21日，刘西尧向招生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当期简报用“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为题报道与会代表的感受：有了这个指示，许多有争议问题豁然开朗，整个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和干部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政审、报考标准和培养目标等重要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并制定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新的高招方针。

　　1977年9月30日，教育部呈送《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我看可以。”

　　尾声，小字报风波

　　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形成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小字报风波”。

　　对1977年的高考，先是在华东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恢复过去的做法也不对。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人说，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还有人说，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八涂地录取。有的同志态度激动：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年、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会议第6期简报集纳了这些意见，引起会议震动。吉林的代表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小字报，称对此坚决不同意，并认为这种意见很危险，希望与华东组的那些同志公开讨论。震动扩大到整个会议，并辐射到同期召开的全教会。

　　对此风波，教育部这次态度鲜明。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教育部党组发言，认为回潮风是“左”倾思想余威尚在，他说，“通过讨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四人帮’对教育战线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即使有些好同志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毒害。”

　　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7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年底，刘西尧自动提出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事后他说，这样有利于全国的教育事业，也解放了自己。